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 8月7日，《新华每日电讯》刊发深度报道《琅琊台上观山海》。
今年，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成功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考古学界推断，史籍中记载秦始皇“徙黔首三万户”所筑的“琅邪台”，就矗立在如今琅琊台风景区内的琅琊山巅；而秦灭六国后设立的三十六郡之一“琅邪郡”，其郡治便设在今天青岛市黄岛区琅琊镇驻地周边。
这座历经沧桑的高台，不仅是秦朝举国之力的工程奇迹，更是中华文明从多元并存走向大一统的关键见证。透过城与台之间的空间布局，一个由中央政权直接掌控、辐射至东方海疆的统治网络，在两千多年的时光尘埃中逐渐显露真容。
图为琅琊台遗址全景航拍。受访者供图
夯土高台见证统一规划
琅琊台遗址坐落于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南部。这里东、南、北三面环海，中心山峰海拔183.4米，自古便是古人登高望海的绝佳去处。唐代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写道：“盖海畔有山，形如台，在琅邪，故曰琅邪台。”
早在2008年，多位天文学家便提出观点，认为琅琊台是一座集观象授时与宗教祭祀功能于一体的古观象台。它既能观测日出、测定节气，也能望云气、祭祀四时主。《史记·封禅书》记载：“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八曰四时主，祠琅邪。琅邪在齐东方，盖岁之所始。”《战国策》亦载：“齐南有太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这些文献证实，琅琊不仅是祭祀重地，更是齐国的滨海要塞和东方重镇。此外，越王勾践迁都琅琊的历史记载，更增添了这片土地历史背景的复杂性。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四次东巡，其中三次驻足琅琊，并筑台立石。《史记》记述：“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
自上世纪70年代起，经过多次考古调查、勘探及抢救性清理，琅琊台遗址于2013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以来，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与青岛市黄岛区博物馆组建联合考古队，对琅琊台遗址展开主动性发掘。发掘范围覆盖主峰的“大台”、东部“小台”、山南“窑沟”“台西头”以及东南部的“亭子兰”等多个地点，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考古队领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战国秦汉研究室主任吕凯的引导下，记者首先登上了琅琊台遗址核心区的“大台”。
吕凯介绍，经详细勘探，山顶夯土区域大致呈“T”字形，总面积约45000平方米。团队推断，此处曾存在一处秦汉时期的高台建筑，周围分布着附属建筑及院落，整体规模宏大且结构复杂。
古代地理名著《水经注》记载：“所作台，基三层，层高三丈，上级平敞，方二百余步，广五里。”吕凯表示，依据发掘成果测算，最上层台基东西长约61米、南北宽约39米。在多年的持续发掘中，揭露出的夯土台基壁面显示出厚度约8厘米、极为均匀的夯层，夯土质地坚硬，表面平整，夯窝直径约7厘米。“推测当时采用了金属平底夯具，工程质量极高。”
现场可见，台基西侧是大片已发掘区域，留存有登台踏步、台下房间、排水设施及石铺道路等遗迹。登台踏步由空心砖铺设，每三级为一组，两组间设有平台供人歇脚，部分踏步砖面还装饰着精美的凸线龙纹。
台下发掘出一处依附于台基的房间，室内东北角和东南角留有壁砖。房间内有一套排水设施，由入水口、地下管道和石砌地漏组成。其中，入水口设置了镂孔薄砖，专家推测用于过滤；地下管道现存长20多米，由一端粗、一端细的圆筒形陶管逐节套接而成，两列并排，陶管与夯土之间普遍填充有一层红褐色致密黏土，起到加固和防渗作用；石砌地漏由多块长方形、梯形和三角形石板拼合而成，四边向中间下倾，中间的正方形石板上凿有一个方形孔洞。该地漏与管道相连，因位于入水口下游，专家推测污物排入后可由上游来水进行更彻底冲洗。
考古工作者还在距台基西壁约23米处发现一条南北向石铺道路，由大小不一的长方形石块铺成，边缘立有路沿石。石块经过精细加工，形状规整、棱角分明，部分石块呈弧形凹面，组合后路面中部明显下凹。专家推测，这条道路除供行走外，可能还承担排水功能。
从台基西侧顺山路越过山顶，步行百米左右便来到台基东侧的考古发掘现场。此处存有石铺路面、台下房间、排水设施及院落门址等遗迹。门址处南北各有两块规则的石柱础，门外北侧发现三列并排的管道，陶管体量普遍较大，专家推测院落之外还有排水需求较高的重要附属建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瑞指出，这些严谨的规划和高超的技艺表明，这是一处由国家意志驱动、统一规划建造的顶级官式建筑群。遗址出土的夔纹大半圆瓦当，其形制与陕西秦始皇陵等秦代核心建筑出土的同类器物十分接近，是秦高等级建筑的标准建筑材料。
窑址炉火服务“国家工程”
山顶的高级官式建筑并非孤立存在，也非凭空而起。离开“大台”，记者随考古队员来到山下发掘区。
首先抵达的是“大台”正南山下的夯土基址，考古队员将其命名为“台西头”。通过调查勘探，发现该基址位于山前阶地上，地势高亢开阔，南端距海岸约580米。基址呈正方形，四面有夯土基槽。发掘显示，基址地面存在分级，每一级最外侧筑有宽约3米的夯土挡土墙，内侧或填土及碎石，或为整平的生土。基址东北部发现一处长方形建筑基坑，平面呈规则的南北向长方形，宽约9米，长度超过22米，北部被现代公路占压。基坑内为夯土，结构与山顶建筑基址一致。其上原本应有房屋建筑，因遭到破坏，现存夯土面未观察到柱坑、墙体等迹象。基坑外围大部为垫土，未见明显夯打痕迹，应为室外场地。
据吕凯介绍，这里出土的遗物多为秦代建筑构件，包括板瓦、筒瓦和瓦当等。通过对“台西头”夯土结构及遗物的判断，加之其与山顶建筑有道路相通，推测此处建筑与山顶建筑同期营建使用。
随后，记者跟随考古队员来到“台西头”西侧的秦代砖瓦窑址区。
现场地势较平坦，发掘区内发现10座窑址，均为马蹄形半倒焰窑，多数窑室仅存底部。考古工作者发现部分窑有修补和改造痕迹，有两窑共用操作间，操作间发现柱洞，推测使用时上搭顶棚。现场还发现一道条形夯土遗迹，其北侧见多层淤土。经过分析，考古人员推测那是服务于窑业生产的堤坝，用来蓄水。吕凯说，2000多年前，这里应该存在一处完整的、为国家工程服务的手工业作坊区，包括建材制作、运输和建筑建造等多个环节。
吕凯介绍，窑址内及周边出土了大量残断或变形的板瓦、筒瓦、圆形云纹瓦当、素面方砖及陶管道等，形制与“大台”发现的基本一致。发现的半圆形夔纹瓦当残块，较大者复原直径超过80厘米，与陕西秦始皇陵、栎阳城、辽宁姜女石等遗址所发现的图案纹饰相同，是秦代高等级建筑标准器。他们推断，当年修建“琅邪台”的砖瓦基本出自这里。
从窑址区乘车10分钟左右，记者一行来到了琅琊台遗址中的“小台”发掘区。“小台”位于“大台”以东，濒临大海，现存夯土依托东侧自然山体夯筑而成，夯土同山体构成直径240余米、平面略呈圆形、顶部平坦的高台。
考古工作者此前在“小台”通过探沟等形式进行小面积发掘。通过解剖发现，发掘区内的夯土夯筑过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不同阶段土色区别明显，但都有夯层厚度不均、致密程度不高的特点，与“大台”山顶建筑基址差别巨大。
考古人员推测，“小台”采用单棍夯技术，部分夯面保留明显圜底夯窝，呈现较早的时代特征。除早年试掘中于夯土断面下部发现陶管道、夯土层中夹杂少量陶片以外，几乎没有发现其他古代遗物，说明台上应没有大规模建筑。
吕凯说，就“小台”庞大体量来看，应是官方营造的、有特定目的、有严密规划的大型工程，环境特征符合《史记》记载的古人祭祀选址“高山之下、小山之上”的特点。
大一统辐射“琅邪郡”
从“大台”制高点向西北眺望，约5公里外即是琅琊镇政府驻地。2025年3月至5月，考古队在该镇营前村遗址取得重要收获，发现了带有“琅县”字样的陶片。
据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考古研究部主任彭峪介绍，考古队员在遗址内两口古井内各发现一件“琅县”铭泥质灰陶片。此外，在水井旁还发现一处手工作坊遗迹。结合“琅县”铭文的官方属性，考古队员推测两件带有“琅县”铭文的陶器可能与该手工作坊相关。
秦统一六国后设三十六郡，“琅邪郡”为其中之一，以“琅邪县”为治所。专家表示，“琅县”可能与秦代“琅邪县”有关。
2008年至2009年，山东大学、原胶南市博物馆和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在琅琊镇和泊里镇之间调查到秦代遗存，推测为秦“琅邪郡”城所在。
自2019年以来，考古队对琅琊台周边开展了详细的区域系统调查及较全面的勘探，于琅琊台西北方向约5公里的今琅琊镇及其周围调查到秦汉时期遗存，采集到形制与琅琊台遗址形制相同的云纹瓦当。调查还发现大量中小型墓葬，不少封土尚存。这进一步验证了此处存在具备一定等级和规模的聚落遗址，其与琅琊台相对位置和距离恰好符合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中引《括地志》所云：“密州诸城县东南百七十里有琅邪台……台西北十里有琅邪故城。”据勘探，琅琊台与琅琊镇之间的古代海岸线较现代更为深入内陆，其间仅存在一南北向高地名为季家岭，岭东配合工程发掘中发现秦汉时期道路，应为连接遗址与郡城的通道。
“经过系统调查以及‘琅县’陶片的出土，我们推断今天的琅琊镇驻地一带就是秦‘琅邪郡’郡治所在地。琅琊台遗址，有皇帝的驻跸之所。城与台之间，有道路相连。琅琊台、琅琊城与遥远的统治中心，又由更复杂的路网连接起来。一个由中央政权直接管辖、辐射至东方海疆的统治网络就浮现出来了。”吕凯说。
据史书记载，为了巩固统一，秦始皇除了“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以外，还出台了“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筑甬道……治驰道”“筑长城及南越地”等治国方略。
作为秦朝加强统一的重要手段，琅琊台是秦汉时期“乃抚东土”巩固与维护帝国东部疆域统一的象征，考古新发现充分体现了统一王朝对于东方地区的重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研究员白云翔生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徙黔首三万户”，十万余人从内陆迁到海边，他们带着家乡的技艺，开采山海之间的草木土石，在这里筑台、烧窑、生活，最终扎根。
白云翔说，随着秦大一统王朝的建立，通过琅琊台大型建筑群的修建，秦文化迅速扩散到东部沿海地区，东周齐国的地域文化迅速汇入秦文化的洪流之中。琅琊台遗址的发现，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过程的又一实物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