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的批判理论》
作者：[瑞典]西蒙·林德格伦
译者：周亦张
版本：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
2026年8月
技术统治论（technocracy）并非新鲜事，它在政治史上源远流长，某种程度上与专家统治（expert rule）是一回事。这一概念能追溯到柏拉图笔下拥有统治凡人“真知”的哲人王，也能在圣西门那里找到回响——他将生产效率最大化视为社会的最高追求。泰勒主义（Taylorism）借由工程专业知识，渗透进管理、政治乃至日常生活的肌理，也是这种逻辑的体现。在技术统治论构想的社会里，技术与专长被赋予了治理权，那些看似客观的技术流程，实则正在悄然主导并裁决整个社会走向。
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突破往往给人一种势不可挡且晦涩难懂的错觉，仿佛已脱离人类掌控。人们似乎陷入一种迷思：只要技术上可行，就必须去尝试。这种心态根植于启蒙时代对进步的信仰，即认为信息和科技具有普遍的解放力量。大家普遍相信，获取数据的渠道更广、分析能力更强，社会就能从中获益。
批判理论家赫伯特·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曾发出警告，警惕那种基于纯粹技术理性的社会形态。所谓技术理性，是指当技术可能性决定了我们应追求何种社会和政治目标时，我们所构建的社会面貌。马尔库塞指出，他那个时代的先进工业社会可能滋生出“虚假需求”。如今的风险如出一辙：快速发展的AI提供了无限可能，让我们误以为“需要”某些“解决方案”，仅仅因为它们在技术上可实现。换言之，AI自由意志主义与技术统治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者不过是后者的“当代变体”。
要深入剖析技术统治论，不妨重温马尔库塞的《现代技术的一些社会影响》，文中探讨了人与技术的关系。他的推演借鉴了早期理论，即技术理性作为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如何催生出一个冷酷且充满计算逻辑的社会。马克斯·韦伯早已论述过，现代人被迫进入理性、可计算性和官僚制的隐喻性“铁笼”，任何自发行为都在此消亡。韦伯解释道，原因在于“它比任何其他组织形式都具备更纯粹的技术优势”。事实上，正如韦伯时代的工业机器，如今的AI决策系统和自动化装置也提供了类似的特质：“精确性、速度、明确性、档案熟悉度、连续性、谨慎性、统一性、严格的从属关系、较少的摩擦。”我们可以看看当前提供AI自动化的企业营销文案：
你是否在使用多个产品、供应商和用户界面（UI）来辅助决策？如果有一个单一UI能统筹所有技术方案，让你摆脱对信用风险周期碎片化且不完整的认知，那会怎样？(Provenir, 2022)
通过智能流程自动化服务重塑员工队伍，为你节省资金，提升准确性及生产率。(TietoEVRY, 2021)
我们的自动化招聘软件赋能招聘人员发挥最佳水平：每次推送符合标准的精选候选人；通过数据分析快速追踪招聘目标进展。……我们并非普通的AI招聘软件。（我们将）机器学习与人类洞察力结合，助力顶尖团队快速建立多样化、合格的候选人渠道，无需耗费大量时间搜寻人才。(fetcher, 2022)
这些推销话术暗示，该技术能提供韦伯所说的精确、速度、知识与谨慎，以及低摩擦体验。但与此同时，这也以“严格的从属关系”为代价。马克思曾写道，在工业资本主义中，工人“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卖”。这与AI招聘提供“批量”候选人和“渠道”的逻辑何其相似。
图源/unsplash
AI系统在助长不合理的合理化与商品化方面，拥有强大而危险的潜能。在此意义上，AI资本主义与工业资本主义并无二致。手段和机器虽新，目的与后果却趋同。正如加州意识形态的特征，早期工业资本主义带有某种自然化、不可抗拒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一点在社会理论经典中已有描述。社会学家托斯丹·凡勃伦曾言，这项技术是“盲目且不负责任的”：
因此，这项技术的逻辑即是机器过程的逻辑，一种关乎质量、速度、张力与推力的逻辑，而非个人的灵巧、机敏、训练或惯例的逻辑……
回到马尔库塞，他所批判的正是这种精确的技术理性。他提出应将技术视为一种社会过程。“技术本身”，即AI系统、算法、机器学习模型等实体，仅是“技术”整体的一小部分，整体还包含社会要素。技术诞生于社会语境，AI亦然。马尔库塞强调，技术与社会互为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不仅体现在“发明或照料机器”的人（AI开发者、部署者、人机回圈中的人类）身上，也体现在其服务的社会群体及使用它的人群中。换言之，马尔库塞认为，技术不仅关乎小工具，更关乎它们如何塑造社会组织并介入社会关系。再次重申，这是一种装配。技术可以折射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思维与行为模式，进而可能沦为统治与控制的手段。
马尔库塞指出，正是在这个框架内，随着历史演进，社会中建立起新的理性与社会规范。他所描述的技术理性，既非“机器”对人的直接作用，也非衍生影响。相反，关于技术理性的观念本身也是“机器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AI装配的语境下，这意味着AI既在塑造社会，也在被社会塑造。
正是通过物质-技术维度与意识形态维度之间的相互增强，技术理性在工业资本主义中被确立为“普遍的思维模式”，它“确立了判断标准，培养了态度”。因此，除了针对特定AI应用提出那些重要却或许短视的伦理与公平问题，我们还必须探讨这些技术如何更广泛地成为社会生活的指南。马尔库塞用一则逸事阐释了技术理性：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驾车远行的人在公路地图上规划路线。城镇、湖泊和山脉似乎成了需要绕过的障碍。乡村由高速公路塑造并组织：人们在途中所见，多是高速公路的副产品或附属物。许多标志如同海报，告知旅行者该做什么、想什么，甚至要求他们留意大自然之美或历史印记。他人已代为考量，或许是为了获得更佳体验。人们在视野最开阔、景色最壮观处修建了便捷的停车场。巨大的广告牌提示何时停下休息片刻、消除疲劳。这一切确是为你的利益、安全与舒适着想；你得到了想要的东西。商业、技术、人类需求与自然融为一体，形成了一套合理而便利的机制。谁遵循其指示，让自发性服从于安排一切的匿名智慧（anonymous wisdom），谁的旅途将最为舒适。(Marcuse, 1941, 46)
马尔库塞意在说明，在一个由技术理性主导的社会中，过多事物被标准化和控制。即便我们试图与环境中的非结构化部分（“湖泊”和“山脉”）建立联系，它们也极易被视为障碍。当AI模型过度简化现实时，是否也在做同样的事：告诉我们什么是重要的，指引我们为哪些景色着迷，告诉我们在哪里“停车”，在哪里“驻足”？
计算机科学家杰森·S.梅特卡夫及其同事在分析AI及相关技术为何未能发挥潜力时，强调了这一问题。主要原因在于人们普遍倾向于过度简化人与技术的互动。“所有模型都是错误的”是统计学中的一句老生常谈，而如今许多机器学习应用存在一种趋势，即使用过于简化的指标来评判预测价值。正如生物学家所解释，这可能导致对“分类器在现实世界场景中适用性”的“天真”假设。AI面临的一个伦理困境，便源于“将复杂问题过度简化为单一算法输出”的担忧。
马尔库塞关于旅行者的逸事还揭示了另一个问题：在受技术理性支配的社会中，人们被“匿名智慧”告知“该做什么和想什么”。AI是近年来定向广告发展的关键推手，通过定向广告，在线主体被算法识别，并被引导至特定的消费理念或形式。正如肖莎娜·祖博夫所描述，这种算法广告象征着她所称的“监控资本主义”这一“新兴积累逻辑”。同样，克里斯蒂安·福克斯认为，在数字资本主义中，定向广告是一种常态，Meta等公司借此隐藏其“对用户活动的剥削”；而这会产生“用于销售定向广告并赚取巨额利润”的数据。这与讲求效率、合理化和利润的意识形态高度契合。IBM沃森在这一领域的宣传如下：
广告中的AI是指在机器中模拟人类智能，这些机器被编程得像人类一样思考，并根据投喂的信息模仿人的行为。它们利用历史数据从过去经验中学习，并在未来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广告商可使用AI创造更个性化的体验，精准定位目标受众，加快决策速度。(IBM,2022)
AI驱动的广告倾向于替我们做选择，就像电视、电影和音乐流媒体服务中的算法一样，指引我们下一步看什么或听什么。这与科技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一书中对人类观点的阐述相呼应。他在书中将工业资本主义中的人描述为“客观人格”（objective personalities），而非“主观人格”（subjective personalities）。前者的倾向和行为是通过“机器过程”的“事实性”来协调与标准化的。显然，AI行业内部对潜在偏见问题有所担忧。但IBM写道：“尽管在处理AI时，偏见可能对广告商构成挑战，但如果部署得当，机器学习技术也能帮助减轻广告活动中的偏见。”他们的论点直白而言，就是更多、更好或不同的AI将解决AI的问题。然而，正如芒福德近百年前所言：
认为机器造成的社会困境可以仅仅通过发明更多的机器来解决，这在今天是一种不成熟思维的标志，近乎江湖骗术。(Mumford,1934,367)
萨多斯基解释说，那些信奉技术理性意识形态的人，即技术统治论者，相信自己拥有一套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工具。随之而来的是“深深的傲慢”“对自身局限性的极度无知”和“对其他方法的极度漠视”。马尔库塞认为，这种思维导致人类适应了缺乏真正自主性的“装置”。关键在于，通过这种方式，装置的逻辑超越了技术领域，延伸至社会、文化乃至个人思想中：
人类行为被配备了机器过程的理性。(Marcuse,1941,47)
图源/unsplash
作为补充例证，科幻作家和未来主义者斯坦尼斯瓦夫·莱姆在《技术大全》中写道，技术如何“在自身进化过程中缓慢地控制着几乎整个社会运行机制”。马尔库塞进一步认为，随着“顺从机制”（mechanics of conformity）从技术领域扩散至社会秩序，这些机制不仅将成为机器的管理者，还将接管学校、工作场所、社会组织以及人们的私人生活。就AI驱动的推荐系统和AI助推（nudging）而言，存在一种潜在风险，即我们正滑向马尔库塞所言的情景：批判性思维被视为“社会性的无能”，因为人们的思想在“技术理性的影响下”变得标准化。
危险之处在于，我们的生活和思想越受技术理性侵蚀，质疑或反对现状的批判理性空间就越小。因此，技术统治论自称充分优化、客观且高效，从而将其“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当作低效政治程序的实用替代品”。应用一种不完美的算法，肯定比深入研究性别歧视、种族主义等问题更具诱惑力，也更有利可图。正如萨多斯基所言，技术统治论与加州意识形态的自由意志主义之间也存在明显联系：
只要听过硅谷大受欢迎的企业家、工程师和高管的主题演讲，就会觉得技术统治论的思维模式——所谓的非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很耳熟。这包括埃隆·马斯克对乘坐公共交通的厌恶（解决方案是地下隧道），以及投资者马克·安德森对印度阻止脸书向新市场扩张的愤怒（解决方案是拥抱殖民主义）。(Sadowski, 2020, 68)
正如萨多斯基所指出的，技术统治论的一个显著危险在于，尽管它看似“非意识形态”，实则肯定是意识形态的。随着技术被视为一种自然力量，技术天才和巨头被视为拯救世界的好撒玛利亚人（Samaritan），问题永远聚焦于“如何做”，而从未追问“为何做”。在这个意义上，技术统治论是一种威权主义形式，它规避民主决策，混淆道德复杂性，有利于“设计通往乌托邦之路”的专家，而“所有人类价值观都可以被忽视、弱化或重新定义为技术参数”。
本文摘自《AI的批判理论》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西蒙·林德格伦
摘编/张进
编辑/张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