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的集体记忆里，史前时代常被描绘成一幅失衡的图景：男性是荒野中无畏的猎手与文明缔造者，女性则蜷缩于洞穴阴影下，操持琐碎的采集与育儿。这种“男猎女采”的二元结构，长久以来被视为人类社会最底层的演化铁律。
其实，认为女性“天然”顺从男性的观点，并非源自远古真相，而是19世纪充满偏见的社会产物。它是史前学创始人的先验假设，将当时的性别等级强行投射到了万年前的荒野。人们默认精美的石器出自男性之手，发现陪葬丰厚的骸骨时，第一反应便是将其认定为男性英雄首领。
如今，现代科技与性别考古学的介入，让这段被误读的历史显露出真实纹理。欧洲洞穴的生物分析显示，约75%的史前手印壁画来自女性；瑞典比尔卡遗址中，曾被默认为男性维京领袖的遗骸，经DNA鉴定确为女性。这些证据无声宣告：在最古老的社会里，没有任何生理或智力理由排斥女性参与狩猎、战斗、发明或创作。
本书带我们穿过中世纪的迷雾、启蒙运动的局限，直至21世纪的当下，剖析这种“隐形化”过程是如何一步步构建并强化的。它邀请我们摒弃线性、阶级化的进化史观，以更客观平等的视角审视祖先，也审视当下的我们。
当偏见被科学逐一剥落，我们发现，女性智人的力量不过是遮蔽已久的真相。重审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发起性别对抗，而是为了找回被遗忘的另一半人类记忆，进而拥有更自由的眼光，去洞察那些从未被天性所限的生命可能。
玛丽莲·帕图-马蒂斯（Marylène Patou-Mathis），1955年生于巴黎，巴黎第六大学博士，考古学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任，自然史博物馆人类与环境组研究员。她擅长尼安德塔人及南非喀拉哈利沙漠民族研究。
“这位尼安德特人专家解构了我们的集体想象——那种认为史前女性是顺从、被动、在洞穴里等待英雄猎人归来的采集者的刻板印象。”——法国文化广播电台
前言
第一章 关于史前女性的“浪漫”叙事
从猿猴到英雄，刻板印象从何而来
暴力，一个被反复讲述的假说
第二章 偏见是如何被“论证”出来的
低等群体
性别歧视意识的产生
第三章 证据来了，史前女性的另一方面
旧石器时代的女性
新石器时代和金属时代的女性
第四章 永恒的抗争
从古代到中世纪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在沉默中书写
法国大革命：请愿、宣言与断头台
“1848年的女性”
20世纪：投票权、身体与未竟之路
结语 从过去到现在的女性与女性主义
致谢
参考书目
人类进化大事记
注释
史前女性绝非整天只知打扫山洞！她们是否也曾像拉斯科洞穴壁画的创作者那样绘画？是否猎杀过野牛、制作过工具，推动过社会的革新与进步？近年来，随着史前考古学的发展，新技术应用于遗迹分析，对人类化石的研究有了新发现，这促使我们质疑一些固有观念。
当然，并非所有男性都厌恶女性。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直到20世纪初，人们普遍拒绝承认女性群体的地位，对女性的排斥至今犹存。与划定“种族优劣”的做法类似，19世纪持进化论观点的人类学家将男女划分为高等和低等，导致女性无法拥有属于自己的历史。在他们的“人类尺度”上，女性总是低一等。女性会激起男性的原始欲望和野性，被视为一种威胁存在。
1912年，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直截了当地指出，女性是“不同于男性的物种……她们总是不可理解的、神秘的、奇特的，是男性的敌人”。20世纪中叶之前，无论是科学著作、文学作品，还是艺术或哲学，都传递着对女性的负面刻板印象。史前学便诞生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人们从现实出发，在脑海中想象着史前的模样，形成了一门虚实混杂的学科。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人们完全忽视了占人类数量一半的女性，用扭曲的视角研究史前的社会行为。而当我们追究忽视史前女性的原因时，他们便会表示，在对史前遗迹进行研究后发现，并没有证据显示史前女性被赋予了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作用。
但男性不也如此吗！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男性被描述为追捕大型动物的猎人、制作工具和武器的工匠、学会利用火的先驱、艺术家，甚至征服新家园的战士。这些假说部分建立在19世纪民族志学者的理论基础上，他们主要研究的是现代靠狩猎和采集为生的族群。但这群人也有着漫长的历史。经历一万多年，他们的传统早已改变，他们并不等同于史前人类。
史前学发源于19世纪中期，是一门年轻的科学。在这门新学科的早期文献中，对两性角色的描写更多基于当时的现实环境，而不是以穴居时代为依据。19世纪是一个医学理论与宗教思想相结合的时期。一些医生认为，从解剖学和生理学的角度看，女性被赋予了特定的气质和职责，因此女性不光因“神圣秩序”感到自卑，“自然属性”也令她们自觉低男性一等。按照这些学者的说法，女性身体虚弱、情绪不稳、智力水平不及男性、缺乏创造力，因此不擅长进行发明。此类刻板印象存续了几个世纪，通过宗教言论和文学作品广泛传播，就连学术著作也宣扬着类似的观点。这些观点在集体意识和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导致性别歧视，造成了女性的从属地位。她们在社会中只具有生物属性，处境被动，被边缘化，甚至从18世纪后半期开始，女性是否应该接受教育成为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这一学术立场之后成为反女性主义者的借口，他们主张将女性排除在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之外，将女性禁锢在家中从事育儿和家务。这种思想代代相传，对女性的偏见在很多文化中蔓延，并不断进行深层次的渗透。与此同时，一些典型的女性形象也在无意之中建立在了偏见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从很多经典神话中读到此类女性。这种基于科学理论对不同性别的区别对待，不仅导致两性获取知识、参与生产的渠道不同，还让那些富有学识的女性被边缘化和妖魔化，有时甚至会被视为“女巫”。史前学的先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总结出他们的观点的。
西蒙娜·德·波伏瓦写道：“整部女性历史都是由男性书写的。毫无意外，对于史前人类的研究也以男性为第一视角。最早的史前学家在研究男女职责分工时，参照父权制建立了研究模型。这一性别视角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下半叶的初期，因为其间研究人类进化的经费主要由男性投资者提供。人类学、史前学和考古学几乎都只研究男性，女性在社会关系中的作用很少引起重视。例如，20世纪50年代，名为“男性狩猎者”的社会模式被提出，男性被视为群体食物的主要供给者，工具和武器的发明者。男性还成了人类化甚至人性化的主要推动者。
20世纪60年代起，女性在史前学研究这一长期被男性把持的领域夺回了自己的地位，“狩猎者”主导的社会模式受到质疑——美国支持女性主义的人类学家认为，作为“采集者”的女性也为维持氏族生存供给了不可或缺的食物。在接下来的10年中，关于母系社会的论点出现，人们为女性神灵和母神赋予了神圣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多位女性研究员指出，男性中心主义在人类学的思想中仍然存在，她们对此进行了批判。
她们质疑基于自然注意观念的男性统治地位的合理性，并尝试根据社会和历史背景，列出催生两性不平等现象产生的条件。有人指责这群女性研究者充满利女的偏见，认为她们的研究趋向女性本位，缺乏客观性，但这些人忽略了一个事实——人类进化的早期研究本身就是基于利男的偏见开展的。
人类学家弗朗索瓦丝·埃希提耶曾说，女性在人类进化的历史中缺位，是由人类诞生初期便已存在的“两性价值差异”导致的。她认为“无论在何时、何地，男性都被认为优于女性……男性总是站在积极的一边，女性则站在消极的一边”。几个世纪以来广为流传的神话、经书、世俗文学和学术著作都在塑造一种低于男性的女性形象，女性必须服从男性，这种观念几乎无处不在。如果我们怀抱着这样的性别假设做社会研究，危害将是巨大的。因此我们必须识别并摒弃此类带有偏见的观念。考古学家采用新方法对考古遗址、墓葬及人类遗骸进行分析，并仔细研究史前狩猎者和采集者留下的痕迹。通过这些研究，人们获取了一些信息，得以重新考量女性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作用。
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表明史前人类按照性别区分职责和社会地位，可是史前学家在这样的情况下，却构建了一个二元结构的史前社会：男性强壮且富有创造力，柔弱的女性则需要依赖他人，处境被动。男性被视作群体生存的保障和“进步”的推动者；1588年，蒙田在他的《随笔集》中将“进步”定义为“逐渐向更好的方面转变”。然而，研究人员已经指出，史前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多重的整体，而不一定代表个体的性别。
本书将通过深入挖掘，回答关于史前社会女性历史的疑问。她们在经济、社会、文化和宗教方面扮演了什么角色？她们的社会地位如何？母系社会真的存在过吗？对女性不利的性别分工和性别等级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又是怎样形成的？在此前一个半世纪的研究中被忽略的史前女性，如今终于走出隐身的状态，成为我们的重点研究对象。重新确立女性在人类进化历程中的公正地位，是我们的研究目的。
*内容来源：《女性智人的力量：隐身10000年的史前女性》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