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姨案”近日有了新动静。
8月5日晚间，曾被拐卖的钟彬向南+记者透露，他已收到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检察院发出的《被害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文书显示，“谢家梅拐卖儿童案”已在7月31日移送审查起诉。至此，那个潜逃二十余年、代号“梅姨”的人贩子真名——谢家梅，首次在官方文件中被坐实。
这起案件牵涉到2003年9月至2005年12月期间，在广州增城、惠州博罗等地失踪的9名儿童。主犯张维平、周容平已于2023年4月被执行死刑。随着案件进入审查起诉环节，南+记者就定罪量刑、追诉时效及受害方权益等核心问题，采访了此前代理被拐儿童案件的律师、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
南+：谢家梅的真名此前一直是个谜，如今通过检察院文书公开，这是否意味着侦查阶段掌握了关键新证据？真名的确认对后续定罪量刑有何实质影响？
付建：这份司法文书确认了谢家梅的真实身份，涵盖其出生年月、曾用名、现居地、过往居住地及行程轨迹等细节，这些信息的落实对定罪量刑至关重要。
南+：案件已移送起诉，您预估检方会以何罪名提起公诉？她能否被认定为“拐卖儿童集团犯罪首要分子”？
付建：我倾向于认为将以拐卖儿童罪论处。但她大概率不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认定首要分子的前提是存在犯罪集团，且该人需组织、领导该集团。结合已披露信息，谢家梅与张维平、周容平等人之间，似乎缺乏形成犯罪集团的意思联络，也不具备集团应有的组织性和稳定性。因此，本案难以定性为犯罪集团，她也就不构成首要分子。不过，她在其中作用显著，且多次参与，既有查实案例，也可能包含未查实部分。
南+：张维平、周容平已伏法，作为中间人的谢家梅在共同犯罪中地位如何界定？她若辩称从犯，是否有轻判空间？
付建：我认为他们未必构成整体共同犯罪。共同犯罪需具备共同意思联络及稳定的团伙分工，例如有人负责偷抢、有人运输、有人销赃、有人收款。而他们更像松散协作：张维平、周容平实施偷抢后，谢家梅负责寻找买家充当中间人。这种模式难以为整体共同犯罪。当然，不排除个别案件中构成共犯，如某案中谢家梅事前指使张维平偷窃并自行贩卖。但总体而言，不会认定为整体共犯，其地位需个案具体分析。
南+：案件跨度超二十年，是否存在追诉时效争议？基于目前案情，您预判的量刑范围是多少？
付建：不存在追诉时效争议。法律规定，只要一直在报案或侦查中，时效便不断延续。若当时无人报案且超过20年，才需报请最高检批准启动追诉。本案始终处于追诉进程中，无时效障碍。
量刑上，我认为判处死刑概率极大。参考张维平、周容平的结局，无论是否与二人构成共犯，谢家梅涉案人数多、手段暴力、社会影响恶劣、后果严重，均指向重判。
南+：舆论关注其年龄可能逾75岁。另，按程序，可能判死刑的案件应移送市级检察院起诉，但此案在增城区检察院办理。这些因素是否影响死刑判决？
付建：依刑事诉讼法，可能判无期、死刑的一审由中院管辖。基层法院若受理此类案件，必移送中院。检察院审查起诉仅为审判前置程序，后续必移送中院，不影响死刑适用。
若谢家梅归案后，在审查起诉或一二审阶段年满75周岁，依刑法不适用死刑。但其在中转儿童过程中有暴力致人死亡行为，属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情节，仍可能被判处死刑。
南+：9名被拐儿童家庭拟出庭作证，审查起诉阶段受害方可行使哪些权利？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会有何诉求？
付建：此处需纠正：被拐儿童家庭并非“出庭作证”。法律上，他们是受害人而非证人。证人是目睹偷抢过程者，而受害方身份固定。他们不能以证人身份出庭，但可行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权利，委托律师以受害人身份参与。可提赔偿，也可不提，但身份不变，永远是受害人。
南+：公众最关心，谢家梅落网后能否供出其他被拐线索？她究竟经手多少孩子？
付建：实话实说，她经手的孩子数量众多，关键在于她是否如实交代。当年涉案者多用化名，许多人已不知情，旧侦查手段难全查清。
其落网意义有三：一是协助查清张维平、周容平等同伙线索；二是若坦白，可提供其他被拐儿童线索；三是可能牵出其他在逃人贩，警方或据此立案。但鉴于其多年未被抓获，想获有效线索极难。她历经沧桑，不会轻易开口。不过，她的落网与审判，对被拐儿童回家及失子家庭而言，无疑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