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07年至960年间，黄河流域政权更迭频繁，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相继登场；而在南方及山西等地，亦先后存在十个割据势力，史称“五代十国”。
这段时期虽动荡不安，雕版印刷却逆势扩张。开封、成都、杭州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刻书中心。作为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四朝的都城，开封设有国子监，“监本九经”便诞生于此。
公元932年，后唐宰相冯道提议刊印儒家经典。他发现吴、蜀两地所刻多为日历、通俗读物或佛经，独缺儒家典籍。于是上奏皇帝，请求依据石经文字刻板印制“九经”。获准后，大儒田敏等人召集国子监的博士儒徒，以《唐石经》为范本，结合六朝以来的经注本，编撰出经文与注释并存的版本。经过多位专家反复校对，再由书法高手用端正楷书誊写，最后交由工匠雕刻。从公元932年到953年，历时22年方告完成。期间还刻印了《五经文字》和《九经字样》两种辅助书籍，共130册，标志着官府大规模刻书的开端。两年后的公元955年，田敏又奉命刻印了解释经书音义的《经典释文》。这批由国子监印制的“九经”，后世称为“五代监本九经”，版本学中“监本”一词由此而来。“监本九经”确立了古代经书的统一标准，且允许公开售卖，使得“‘九经’流布甚广”，对文化普及起到了积极作用。尽管宋代对此评价不一，近代学者王国维（公元1877—1927年）在《五代监本考》中给予了公允肯定：“自开成石经出，而经文始有定本；自五代监本出，而注文始有定本，虽文字不无差讹，然比之民间俗本，固有优无绌。田敏等校订之勤，与整齐划一之功，究未可尽非。”可见其历史贡献显著。自此，刻书不再仅是民间书坊或僧道的行为，而转变为历代政府的出版事业，极大推动了印刷业发展。
政府提倡之下，士大夫私人刻书也随之兴起，世称“家刻本”。成都作为唐代刻书业的先进地区，此时更加繁荣。从唐末到宋初的70多年间，这里战乱较少，经济文化发达，书籍需求激增，加之盛产麻纸且技术底蕴深厚，为印刷业提供了有利条件。后蜀宰相毋昭裔是私家大量刻书的先驱。据载，他年少时借《文选》和《初学记》抄本遭拒，愤而发誓：“他日得志，愿刻版印之，以便利天下的读书人。”后来他出任宰相，便刻印了这两部书及白居易编的《白氏六帖》，实现了心愿。他还出资兴办学校，刻印“九经”及《后蜀石经》十三经（虽未全部完成）。在他的推动下，后蜀文风大兴，对当地文化教育贡献巨大。到了宋代，毋家所刻书籍已畅销全国。因此，宋太祖灭后蜀时，虽惩罚了许多官员并没收家产，却唯独对毋家网开一面，下令归还所有雕版。其子孙继续从事刻书，成为成都著名的世代出版家族。
前蜀任知玄曾感叹印刷术“不烦染翰(以笔蘸墨)之劳，可遍普天之内，使人皆持诵”的优势。公元909—913年，他在成都自费雇工，雕刻著名道士杜光庭所著的《道德经广圣义》30卷。五年间雕成460多块版，使该书广泛流传。此外，成都还有蜀国和尚昙域，他将师父贯休的1000首诗作搜集整理，于公元923年雕印出版，题为《禅月集》。这些均反映了成都印书业的发达，为宋代享有盛誉的“蜀本”奠定了技术基础。
吴越国都城杭州的印刷业同样兴盛。国王钱弘俶〔chu处〕与和尚延寿合作，刻印了大量佛经、佛像、塔图及咒语，其中仅印数可考的便达68万多卷，规模空前。印刷技术也极为精湛：纸张洁白，墨色均匀，字体清晰悦目，图画精美。更有两万幅印在素绢上的观音像，是我国最早的丝织品印刷版画。然而，如今这类佛教印刷品仅存几卷经书和少量残损塔图，部分流失至美国、英国、瑞典等国。国内除浙江图书馆、浙江博物馆、常州博物馆各藏一卷外，私人亦有收藏。常州所藏《宝箧印陀罗尼经》卷保存最为完好，前有“丰财园说法”图，后有经文，共269行，每行10字，计2675字。字体古雅，图文并茂，印刷精良。此珍贵文物由清代四大藏书楼之一铁琴铜剑楼第五代传人瞿凤起于1985年捐献。
五代著名词人和凝，历任各朝高官直至宰相。他好学善思，擅长短歌艳曲，极重声誉。为此，他在家乡山东出版了自己的100卷文集，分赠友人，作品流传至开封、洛阳一带。和凝是第一位出版自己作品的文学家，从此私人文集刊印风气盛行。
后晋石敬瑭命道士张荐明雕印的老子《道德经》，序文由和凝撰写并置于卷首，颁行天下。
南唐都城金陵（今南京）曾刻印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的《史通》，以及南朝陈徐陵编的《玉台新咏》。此外，西北敦煌、东南福州也有书籍出版。
地处河西偏远地区的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于公元10世纪四五十年代，请匠人雕印了单张上图下文的各种菩萨像、大圣毗沙门天王像（佛教护法天神，即四大天王或俗称四大金刚之一），以及《金刚经》、《切韵》、《唐韵》等书。其中毗沙门天王像结构紧凑，线条刚劲豪放，古朴不俗，体现了当时的技术水平。题记中写道：“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请匠人雕此印版，唯愿国安人泰，社稷恒昌，道路和平，普天安乐”。“大慈大悲救苦观音菩萨像”和《金刚经》不仅印有曹元忠之名，还刻有刻工雷延美的名字，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刻书工人姓名。这些写明主刻人和年款的印刷品，是五代时期的珍贵遗存。可惜大多被斯坦因和伯希和盗走，分别藏于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目前国内仅有的五代敦煌印刷品是“大圣文殊师利(意为吉祥)菩萨像”(图3)，现藏北京图书馆。这幅单张版画描绘文殊菩萨骑狮驾云、普渡众生之景。菩萨手持如意，稳坐狮背，面容慈祥，背后佛光缭绕。两侧分别题有“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和“普劝志心供养受持”。图像下方为题记，上图下文，结构严谨，刀法清晰，是一幅十分古朴的印刷品。
位于东南沿海的福州，闽国国王王审知重视文化教育。大臣徐寅所作的《人生几何赋》曾被书商刻版售卖，徐寅因而写下“拙赋偏闻镌印卖”的诗句，表明当时福州已出现以刻卖书籍为生的书坊。
随着刻书业发展，图书收藏变得容易，公私藏书量随之增加。据记载：后梁节度使赵匡凝“颇好学问，藏书数千卷”；后唐大将王都“好囊图书”，家中藏书30000卷；后周张昭积书数万卷，并建藏书楼；荆南学者孙光宪博通经史，家有藏书几千卷；南唐三位国君李昪[bian变]、李璟、李煜收买图书，兴办教育，“宫中图籍万卷”；吴越国君钱镠[liu流]的儿孙崇信儒学，好藏图书，“家聚法帖图书万余卷，多异本”。故史称“江南藏书之盛，为天下冠”。这一时期出现成千上万卷的藏书，在战乱年代实属难得，侧面反映了五代十国刻书业的发达。
总之，五代十国的刻书事业在印刷史上承前启后：第一，官刻、家刻、坊刻三大系统开始形成；第二，刻书地点遍及大江南北，尤以安定地区为甚；第三，明确了雕印书籍需经书写、雕版两道工序，提高了质量，为后世所遵循；第四，蜀国、吴越的老刻印工技术及设施，为北宋成都、杭州印刷业发展打下基础。因此，尽管五代十国战乱频繁，雕版印刷业却处于继往开来的关键地位。遗憾的是，五代印本流传至今极少，多为残本，部分散失海外，“监本九经”更是无一存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