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唐代长安地区；塔式罐；组合形式；空间分布；生产动向
【摘要】本文聚焦唐代长安地区出土塔式罐中具器型指向性的罐盖、罐座，剖析其形态特征与时代属性，梳理二者组合形式的演变脉络，并对比唐长安城东、南、西三个方位葬地所见资料的地域差异。基于此，文章探讨参与生产的工匠群体在制作习惯、技术传承及组织紧密度等方面的动向。研究指出，8世纪中期后，长安地区塔式罐生产发生颠覆性转变，呈现鲜明时代性与地域性。这一变化或与“安史之乱”引发的时代巨变有关，涉及工匠技术来源、组织体系的重构，以及社会对丧葬活动关注重点的转移。
塔式罐质料多为灰陶、红陶，亦有少量釉陶或瓷质。通常由分体烧造的罐盖、罐身、罐座等部件叠放组合而成（图一）。因外部形态，特别是盖钮模仿塔形而得名，其中盖钮形似塔刹者最为常见且典型，在唐墓中出土频率较高。
纵观现有发现，塔式罐遍布中国北方广大区域，尤以唐代都城长安地区最为密集。虽然罐身形制与同期其他罐类差异不大，但罐盖和罐座具有明显的器型指向性。更重要的是，这两部分的形态演变不仅折射出当地成套塔式罐发展的整体趋势，更能揭示长安地区塔式罐的时代与地域差异。因此，本文紧盯唐代长安地区塔式罐罐盖和罐座（下文简称“罐盖”“罐座”）的形态变迁及其在成套出土物中的组合状况，旨在挖掘以往研究中较少涉及的、关于塔式罐在不同时期及周边不同方位葬地的分布特征，试图探寻器物形态与工匠制作习惯、生产动向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潜在关联。
一、长安地区出土塔式罐的器形及其演变
本文所述“唐代长安地区”，指以长安城为核心的唐京兆府辖地，涵盖今陕西西安、咸阳、渭南、铜川等地（下文统称“长安地区”）。京兆府设于唐开元元年（713），辖区在唐初关内道雍州基础上略有调整扩展[1]。塔式罐的流行恰始于京兆府设立前后。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2月，该地区共发现随葬塔式罐墓葬144座，出土塔式罐168件（组）；另有2件出土于铜川黄堡窑址地层。其中，含部分因形态特殊、数量稀少暂难分类的资料在内，盖座俱全的塔式罐共124组，可辨认归类的罐盖124件、罐座133件。以下分别讨论。
1.罐盖
（1）分类
长安地区塔式罐盖钮多与盖面界限分明，且大多模拟塔形，少见崤山以东常见的宝珠形、葫芦形或更繁复的复合形态。依据盖面与盖钮的分界情况，可将罐盖分为二型。
A型 115件。盖面未显著隆起，与盖钮区分明确。依内部和底部形态，细分为三个亚型。
Aa型 56件。盖钮、盖底均封实，底部呈圆饼形。如韦慎名夫妇墓所出[2]（图二，1），二人分别葬于开元十五年（727）和二十四年（736）。
Ab型 18件。盖钮、盖底均中空，底部呈玉璧形。如贞元十三年（797）荀曾夫妇墓所出[3]（图二，2）。
Ac型 41件。盖底部均有向下突出的细长子口，平面呈圆环状。因盖钮内部结构能显著反映年代早晚，故再分二式。
Ac型Ⅰ式 8件。仅盖钮为实心。如王元忠夫妇墓所出[4]（图二，3），二人分别葬于景龙三年（709）和开元十一年（723）。
Ac型Ⅱ式 33件。盖钮、盖底均中空。如令狐缄墓所出[5]（图二，4），葬于咸通六年（865）。
B型 9件。盖钮与盖面几乎融合，纵截面近似三角形，内部中空，底部形态同Ac型。如西安高陵张卜村唐代晚期墓葬M3所出[6]（图二，5）。
（2）年代
综合出土资料，本文按遗迹年代梳理长安地区塔式罐罐盖，分析各类出现、消失的时间节点及流行时段（图三）。
Aa型罐盖最早见于7世纪中期，确切形态的最早实例出自西安南郊韦曲唐显庆二年（657）蒋少卿墓[7]，早于其他类型，应为长安地区塔式罐盖的原初形态。7世纪唐墓中此类罐盖数量有限，进入8世纪后，伴随随葬风俗流行，数量从数件增至约50件，成为终唐之世长安地区数量最多、最具典型的罐盖类型。该类型最晚实例见于西安西郊唐贞元八年（792）西昌县令夫人史氏墓[8]，可知其约于8世纪末前后消失。
Ab型罐盖出现于8世纪中期约750年代前后，主要见于8世纪后半期至9世纪前期，总数不多，年代集中，时代特色鲜明。推测年代为720—750年的西咸新区岩村唐墓M2所见罐盖[9]，应是该类型最早实例之一；西安南郊唐开成元年（836）陈正仪墓（祝村唐墓 M19）所出罐盖[10]则是同类型中最晚实物。
Ac型Ⅰ式罐盖出现于7、8世纪之交，数量较少，最早见于富平唐景云元年（710）节愍太子墓[11]，流行限于8世纪前半期，时代色彩鲜明。
Ac型Ⅱ式罐盖出现于8世纪中期约750年代前后，此后一直流行至9世纪后期。纪年墓资料最早见于西安南郊唐景云元年（762）凉国夫人王氏墓[12]，最晚见于西安南郊缪家寨唐广明元年（880）仇朗墓[13]。该类型数量多、跨度大，是长安地区仅次于Aa型的又一典型类型。
B型罐盖数量少，见于8世纪后半期至9世纪后期，目前资料少有明确纪年。同类型中较早的如西安南郊清凉山唐墓M534等[14]，最晚见于西安南郊缪家寨唐乾符四年（877）仇珫墓[13]。
综上，唐代长安地区塔式罐罐盖，应以7世纪中期出现的实心盖钮和圆饼形盖底为基础，在8世纪前后两个阶段分化出其他形态。从形态相似度和时代先后看，Ab型和Ac型Ⅰ式应由原初形态Aa型直接演化而来；Ac型Ⅱ式则可能在Ac型Ⅰ式基础上，吸收Ab型特征形成。B型在本区仅见9件，数量有限，但在8世纪中期前后长安以西的岐州（凤翔府，今陕西宝鸡特别是凤翔一带）非常流行，说明其制作传统或非源于长安本地，故B型与A型各类型关系可能较疏远。再以8世纪中期为分水岭，长安地区塔式罐罐盖出现盖钮由实心向空心、盖底由封实圆饼形平面向突出子口转变的显著动向。这表明8世纪中期以前形成的生产和消费格局在此后发生较大变动，凸显出迥异的时代氛围。
2.罐座
（1）分类
影响罐座形态差异的因素较多，如器身内收程度和形态（即最小直径及其位置）、顶部边缘是否出沿及形状、顶面封实或开口等，故判断年代早晚相对复杂。根据器身内收程度和形态，先将长安地区出土罐座分为二型。
A型 18件。罐座最小直径几乎等同顶面直径，器身收分。因器身高度差距明显且能反映年代早晚，细分为二式。
A型Ⅰ式 12件。器身高大，通常在20厘米上下，近似筒形，顶部封实、开口者参半。如西安东郊高楼村唐墓ⅡM9所出[15]（图四，1），发掘者推测年代为武则天至唐睿宗时期。
A型Ⅱ式 6件。器身低矮，一般在10厘米上下，近似圆盘形，部分罐座顶部边缘已可见台状出沿。如户县兆伦遗址唐墓M3所出[16]（图四，2），发掘者推测年代为德宗至唐末。
B型 115件。罐座最小直径与顶部直径差距明显，且位置距顶部有一定距离，器身呈弧形内收。依顶部封实或开口及边缘形态差异，细分为三个亚型。
Ba型 102件。罐座顶部封闭，边缘无莲瓣贴塑等特殊装饰。依顶部边缘是否出沿及器身内收产生的形态差异，分为三式。
Ba型Ⅰ式 59件。内收处靠近罐座顶部，顶部边缘未见明显出沿。如渤海郡君高氏墓所出[17]（图四，3），葬于天宝十载（751）。
Ba型Ⅱ式 26件。内收位置较接近罐座中部，近似亚腰形，富有本地特色。其中少数罐座顶部边缘已可见台状出沿。如荀曾夫妇墓所出[3]（图四，4）。
Ba型Ⅲ式 17件。内收位置较接近顶部，且顶部边缘出沿呈台状，或下边线呈弧形。如杨筹墓所出[18]（图四，5），葬于咸通七年（866）。
Bb型 10件。罐座顶部近似盏托状，边缘有贴塑莲瓣装饰，顶部中心或开口或封闭，器身高大。该类型通常为三彩或器身附加其他贴塑装饰制品，形制特殊。如西安南郊唐墓M31所出[19]（图四，6），发掘者推测年代为盛唐时期。
Bc型 3件。罐座顶部开口，边缘外翻且无贴塑装饰。如荀曾夫妇墓所出[3]（图四，7）。
（2）年代
沿用前述罐盖的分析思路和方法，综合目前出土资料可得以下结论。
A型Ⅰ式罐座约出现于8世纪初期，西安东郊景龙二年（708）郭家滩唐墓M395所出[20]是该类型最早实例。该类型数量不多，流行时间短，至8世纪中期750年代前后消亡。有明确纪年且年代较晚的是蒲城天宝元年（742）李宪墓（让皇帝惠陵）所出罐座[21]。A型Ⅱ式数量更有限，纪年墓出土者最早见于西安南郊清凉山唐贞元十三年（797）荀曾夫妇墓[3]，最晚者见于咸阳坡刘村唐会昌元年（841）薛廷容墓[22]。
Ba型Ⅰ式罐座至迟已于7世纪末出现，如武功武周长寿二年（693）苏瑜墓随葬塔式罐[23]。该类型主要流行于8世纪，至少在9世纪依然可见，如高陵唐大和六年（832）范孟容墓出土者[24]，是唐代长安地区数量最多、延续时间最长的罐座类型。Ba型Ⅱ式罐座数量较多，出现于8世纪中期750年代前后，最早纪年墓出土资料见于西安南郊郭杜唐天宝十四载（755）米氏墓[25]，多数同类型资料年代集中在8世纪后半期，延续至9世纪中后期，最晚者出土于西安南郊缪家寨唐咸通十一年（870）仇衮墓[13]。Ba型Ⅲ式罐座几乎贯穿整个9世纪，纪年墓资料早至西安南郊雁塔区马腾空村唐元和十年（815）M28[26]，晚至广明元年（880）仇朗墓[13]，9世纪后期趋于消亡。
Bb型罐座数量不多，但集中见于8世纪前半期，时代性强。年代较早者如景云元年（710）节愍太子墓所出[11]，较晚者如西安东郊韩森寨唐天宝六载（747）张思九妻胡氏墓所出[27]。
Bc型罐座数量很有限，散见于8世纪后期至9世纪中期，有明确纪年的资料出自西安南郊唐会昌三年（843）李浔夫人崔琰墓[28]。
综上，器身内收且顶部封闭的Ba型Ⅰ式罐座应是唐代长安地区塔式罐罐座的最初形态。紧随其后出现的是器身高大近似筒形的A型Ⅰ式罐座，以及顶部近似盏托状、边缘贴塑莲瓣装饰的Bb型罐座，二者出现均不晚于8世纪初。从形态相似度和时代先后看，很难认为这三类罐座间存在密切关系，其产生似是各有渊源。后续出现的几种罐座类型则几乎都或多或少继承和发展了上述三类罐座的某些特征，并在8世纪中期这一特定时间节点分化出来。
其中，Ba型Ⅱ式在Ba型Ⅰ式基础上，既保留顶部封闭、边缘无莲瓣贴塑的形态特征，又使器身内收幅度显著增大，最小直径下移至器身中部，从而使罐座形态趋近于亚腰形。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少数罐座顶部边缘还逐渐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台状出沿。此后，Ba型Ⅲ式则在保留顶部封闭形态基础上，发展出边缘完全呈台状或下边线呈弧形的出沿，且罐座顶部直径缩短，器身最小直径所在位置上移，恢复到Ba型Ⅰ式器身的内收程度。总之，Ba型三个式之间存在较为紧密的联系，器形演变路径清晰。
A型Ⅱ式罐座继承了A型Ⅰ式器身收分的特征，但器身显著矮小化。并且，与Ba型Ⅱ式情况类似，A型Ⅱ式罐座当中同样出现了顶部边缘有台状出沿的个例。
Bb型、Bc型罐座的源流和发展情况更为复杂。二者器形虽融合了Ba型与A型的某些特征，但明显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比如，Bb型罐座器身具有与Ba型相似的内收特征，但顶部边缘有贴塑莲瓣装饰，形状特殊，与其他罐座类型均不相同，其顶部通常为圆形孔洞的特征仅见于早期的部分A型Ⅰ式罐座。Bc型罐座与A型Ⅱ式罐座大致见于同一时期，且同样器身矮小，但不同之处在于Bc型罐座顶部开口且器身内收，而A型Ⅱ式罐座则顶部封闭、器身收分。从这些特征来看，Bb型罐座应是在同时吸收Ba型与A型Ⅰ式罐座影响的基础上，在顶部边缘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莲瓣贴塑等装饰。Bc型罐座则融合了Ba型Ⅰ式罐座器身内收的传统和同时期A型Ⅱ式罐座器形的矮小化倾向，以及早期A型Ⅰ式与Bb型罐座中较常出现的顶部开口等各类特征。此外，Bc型罐座顶部边缘外翻呈台状或下边线为弧形的特征，也与同时期所见的少数Ba型Ⅱ式、A型Ⅱ式罐座情况相似。尽管目前还难以明确此种形态的出沿最早见于何种罐座类型，但9世纪常见的Ba型Ⅲ式罐座无疑延续了这一传统。
总之，长安地区出土塔式罐的罐座总体上与罐盖相同，均以8世纪中期为分水岭，在器形变化方面呈现新趋势：一是器身内收幅度增大，二是顶部边缘产生明显台状出沿。此外，8世纪前期顶部边缘贴塑莲瓣装饰的罐座至此消失，一批形制矮小的罐座则在此后出现。种种迹象表明，长安地区塔式罐罐座的生产、消费格局与罐盖同步，均在8世纪中期产生深刻甚至具有颠覆性的变化，二者的联动为初步探讨当地塔式罐的生产动向提供了有价值线索。
二、时空分布所见唐代长安地区塔式罐的生产动向
1.从组合形式变化看塔式罐的生产动向
长安地区的塔式罐至迟已在7世纪中期出现，但直到7世纪末随葬塔式罐的墓葬数量依然有限。由表一可知，出土于7世纪唐墓的罐盖共11件，除因形态特殊且数量稀少不便分类的4件，余均为Aa型；出土罐座8件，A型Ⅰ式2件、Ba型Ⅰ式2件，不便分类的4件。另有个别塔式罐仅见罐盖，未见罐座。这些情况表明，此时罐盖、罐座之间的组合形式尚未完全固定，塔式罐这一器型本身还处于形成阶段，或为参与制作的工匠偶然为之，还未形成相应的技术群体。
进入8世纪，长安地区随葬塔式罐的墓葬数量大幅增加，共98座，出土罐盖99件，罐座106件。其中，罐盖Aa型＋罐座Ba型Ⅰ式组合的塔式罐共发现34组，分别出土于30座8世纪初至750年代前后的墓葬中（表二）。这个组合是目前长安地区所见最多的塔式罐组合形式，在8世纪前半期保有主体地位，表明当时该地区塔式罐的产品结构较为稳定和单一。不仅如此，由于罐座通常体量较大，若要保证多件成品尺寸形制大致相当，预判器型比例、确定罐座在视觉上的重心位置，以及拉制坯体时熟练的操作技能都必不可少。而技术的熟练度需要长期大量的重复练习才可能得以维持，进而形成制作习惯。因此，这一时期参与塔式罐生产制作的工匠应当具有较为稳定的技术传承和联系紧密、成体系的组织群体。
另外，Bb型罐座也集中出土于8世纪前半期的墓葬中（表三）。这些墓葬的部分墓主身份地位较高，如节愍太子墓[11]、金乡县主夫妇墓[29]、右骁卫大将军上柱国薛莫及其妻武昌郡夫人史氏墓[30，31]、朝议大夫上柱国王元忠及其妻金城县君辛氏墓[4]。这种装饰华丽、形制特殊的塔式罐可能是产自官营作坊、不流通于市场的高规格产品，即文献记载中无需私备而由甄官署供应的“别敕葬者”[32]。而另一部分墓葬墓主身份地位不高或未见墓志，如张思九妻胡氏墓[27]、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33，34]，以及墓主被发掘者推测为贵族的西安南郊唐墓M31和墓主被推测为富商的西安西郊热电厂唐墓M2[35]，随葬的塔式罐应是购自坊间。这种差异性显示了塔式罐的制作技术、装饰手法在官方与民间存在交流互动的可能性。
到8世纪后半期，长安地区随葬塔式罐的墓葬共计43座，包括罐盖或罐座缺失的资料在内，共发现塔式罐45件（组），较8世纪前半期有所减少。曾在8世纪前半期流行的罐盖Aa型＋罐座Ba型Ⅰ式组合已基本消失，发现较多的组合形式分别是罐盖 Aa型＋罐座 Ba型Ⅱ式的5组，罐盖Ab型＋罐座Ba型Ⅱ式的7组，罐盖Ac型Ⅱ式＋罐座Ba型Ⅰ式的7组，分别出自18座墓葬中（表四），而除罐盖或罐座缺失的10件外，另外16组塔式罐有多种组合形式，几乎各不相同（表五）。可见，长安地区塔式罐生产在8世纪后半期呈现出产品结构多元化的特征，提示参与制作塔式罐的工匠群体内部因不同技术系统并存而发生分化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以罐盖Aa型为主体的组合形式仅见7组，而在8世纪前半期则多达41组（包含罐盖Aa型与其他罐座类型的组合7组，见表三），可知8世纪后半期以来，长安地区工匠制作塔式罐的习惯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变，几乎不约而同地更新了制作技术。此外，8世纪后半期也没有某种特定形制的塔式罐与墓主身份相关，塔式罐成为更加纯粹的商品。
进入9世纪，罐盖Ac型Ⅱ式＋罐座Ba型Ⅲ式组合的塔式罐有7组（表六），罐盖 Ac型Ⅱ式＋罐座Ba型Ⅰ式组合的塔式罐有4组，成为长安地区塔式罐较多见的组合形式，但是与总计达20组的其他零散组合形式以及未发现罐盖或罐座的14件（组）资料（表七）相比，这两种组合的数量并不占优势。这表明9世纪以来长安地区的塔式罐生产更趋零散化。
综上，塔式罐的生产制作在8世纪后半期至9世纪这一漫长的时代区间内，总体上经历了组合形式渐趋混乱失序的过程。这应当与此时的工匠群体因技术来源多样化和组织体系松散化而导致的制作习惯改变，以及消费群体在面对丧葬活动时的关注重点从地下转为地上[36]，从而降低了对塔式罐等传统随葬品的关注度等因素，都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
2.从空间分布看塔式罐的生产动向
上文通过梳理罐盖、罐座的形态与组合形式变化，初步探讨了长安地区的塔式罐在唐代不同时期的生产动向。另一方面，随葬塔式罐的墓葬所在地相对于唐长安城的方位，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了解塔式罐生产制作活动的有关情况提供了参考依据。
唐长安城以北偏东部的广大空间为禁苑所据，因此城中居民的墓葬主要分布在城外的东、南、西三个方位。其中，随葬塔式罐的墓葬主要集中分布在外郭城东、南、西墙中部的三座城门外，外郭城以南的东西两端，以及西北出中渭桥、通向咸阳等地的主要交通线路附近，即城东春明门外、城南明德门外、城西金光门外，以及城东南角曲江池附近、城西南角和城西北方向的咸阳一带。城东延兴门、通化门附近，以及西南方向的鄠县等地随葬塔式罐的墓葬数量也较多，仅次于上述地点。还有一些地点可见随葬塔式罐的墓葬零星分布，如城东昭应县所在地铜人原一带，作为唐代帝陵陪葬墓分布区的富平、蒲城，以及城南启夏门、安化门附近，城西延平门、开远门外。另有少量随葬塔式罐的墓葬散见于城北光化门外以及距城较远的高陵、铜川等地，因资料有限本文暂不作分析。以下仅对唐长安城东、南、西三个方位的葬地所见现象做简短讨论。
经统计，唐长安城周边葬地出土不同类型罐盖的分布及其在当地出土罐盖总数的占比情况如表八所示。从中可知，城东、城南、城西出土罐盖的总体数量相差不大，在均以罐盖Aa型为主体类型的前提下，城东还同时以Ac型Ⅱ式为主体类型，显示出与城南、城西两地在罐盖典型形态方面的差异。另一方面，结合各类型罐盖的流行时段分析，Aa型和Ac型Ⅱ式罐盖数量分布自城东→城南→城西分别呈现出完全相反的趋势，前者递增，后者递减，而Ab型和Ac型Ⅰ式罐盖则都呈现出自城东、城西向城南集中的趋势。这些现象共同反映了塔式罐罐盖的形态乃至相应制作习惯和技术在唐长安城周边的流转演变历程。
罐座的情况与罐盖类似（表九）。首先，出土于城东、城南、城西的罐座数量大致相当，且均以Ba型Ⅰ式为主体。其次，Ba型Ⅱ式在城东的占比与Ba型Ⅰ式非常接近，而在城南、城西则有明显差距，且分布越向西差距越显著，可以说是具有城东特色的一个类型。再次，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