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24日，中国作协创研部在《文艺报》刊文《对近期“大文学观”讨论的观察与思考》，认为“大文学观”的提出，“是对新时代社会生活、文化结构、科技创新、传播格局等一系列深刻变化的积极回应”，这一观点在学界引发了热烈反响。
大家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几个核心问题：究竟该如何界定“大文学观”，其内核为何？它与“新大众文艺”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这一理念的提出，对当下的文学创作与研究意味着什么？它的未来走向何方？这些都是绕不开的议题，也是我们在思想交锋中渴望直面并厘清的问题。
文学本身是流动的，其概念与边界从未固定。我们探讨文学研究，初衷也是希望更多人能窥见文学可爱的一面。在此感谢青年批评家贺嘉钰、张鹏禹、陈泽宇的参与，愿我们能在阅读中寻得快乐，在思考中获得自由，共同感受文学之美与研究之趣。
——主持人：李杨（《扬子江文学评论》编辑）
重建“现实感”——“大文学观”恳谈
文/陈泽宇
“大文学观”初现时，因概念的多义性与定位的模糊性，曾遭遇不少困惑与非议。直到中国作协创研部发表署名文章《对近期“大文学观”讨论的观察与思考》（以下简称《观察与思考》），才在宏观层面为其确立了基本内涵与范畴。该文立足当下文学所处的时代语境，指出“大文学观”旨在引导文学从单一走向多元、由内缩转向外扩、自封闭迈向敞开。它并非要与“纯文学观”形成对立，而是寻求彼此的弥合与互补。“大文学观”主张从主体扩容、形态跨界、生态重构等维度，确立新时代文学的实践指向。随后，文艺报社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大文学观视野下的文学理论评论研讨会”，也可视为与之呼应的重要事件。与会者不仅探讨了“大文学观”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还结合媒介变革背景，指出了需警惕的问题。迄今为止，这两份文献仍是把握“大文学观”理论脉络的关键依据。随着讨论深入，中国作家网于2026年整合资源推出“大文学观”专题，持续从新闻动态、访谈对话、理论评论等角度跟进前沿，并按时间倒序排列信息，成为当前最具综合性的内容渠道。
显然，“大文学观”绝非一个纯粹描述性的中性词汇。其命名具有明确的价值导向与强烈的召唤意味，体现了主流文学界凝聚“新大众文艺”主体性的努力。这意味着，“大文学观”既拓展了过往的文学思潮与认知框架，更是一种主动调整坐标、寻求对话的姿态。在此视野下，“大”不再仅指范围边际的尺度，而是容纳“新”的手段。“新大众文艺”所倡导的大众写、大众读的广泛形态，可融入“大文学观”的话语实践。“新大众文艺”蓬勃生长的创造力，并未因“大文学观”的出现而削弱其内在生命力；相反，“新”所携带的任意性与反阐释特质，反过来赋予了“大”更强的异质性与界限意识。
展示“大文学观”与“新大众文艺”的现状自有价值，但若从复杂的纠缠中提炼一点，必须认识到，“现实感”的强劲针对性，是推动“大文学观”话语形成的最积极动力，它源自“新大众文艺”，又反作用于后者。《观察与思考》直言：“‘大文学观’首要强调的是，文学必须超越狭义个人情感的小天地，重新建立与时代、社会、历史的紧密联系，切实重建文学的责任意识和现实关怀。”此言极是。相较于更早的历史阶段，新世纪以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创作，更关注虚构能力与技术调适，而对真实世界的捕捉有所懈怠。写作者如何提升沉淀与提纯生活的能力，已成为比往昔更值得深思的课题。进一步说，写作者是将现实视为经验的聚合，还是具备以创造现实来改变世界的野心，不同的思想认识将决定文学的面貌。一方面，我们可以将文学中“现实感”的消退归因于现实本身的纷繁演化，日益密集、同质且被景观化的生活，确实增加了作家深扎缝隙的难度；另一方面，部分作家缺乏主动的现实关怀。如何平衡对“我”的探析与衡量“我”在现实中的位置，尤需深思。不过，置于“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视域下，“大文学观”也需考量其特殊性。归根结底，“大文学观”是中国文学的天然传统，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中流淌的对人间疾苦的关切，不胜枚举。以“现实感”为核判断语境中的“大文学观”固然正确，但也需充分注意到其中可展开的空间。探究从再现现实到参与现实的过程构成，我们要问：在“大文学观”旗帜下，同时代人应如何说出属于自己的话，承担应许的责任？
若从既有讨论中延伸反思，首要面临的问题或许是，当下文学存在的诸多症结，并不真正取决于“大文学观”的缺位。某种程度上，当我们讨论“大文学观”时，最值得警惕的不是其解释力不足，而是它在象征层面的解释力过强，足以覆盖其他可追问与怀疑的部分。“新大众文艺”研究中叠床架屋般的话语繁殖与理论嵌套正风生水起，我们对“大文学观”的表述亦需在此处更加审慎。否则，原理廓清与问题求索尚不明朗，反而制造出许多本无必要的障碍。从另一向度看，“大文学观”的提出试图克服文学创作中的“窄处境”与“小格局”，以“大”的视野壮其声色，颇具洞察力。但这不等同于写作者需将思考让渡给一种庞大且不可名状之物。事实上，倘若各人的“小文学观”能符合相应的美学化过程，“大文学观”自然会在实践层面达成无可否认的共识，所谓“大处着眼，小处落笔”即是此理。回顾近年来的文学创作，许多具穿透力的作品，恰恰是从极具体的人物、细节及看似偶然的“闲笔”中生发出来的，经由深耕细作抵达更具辐射力的“现实感”。
还有一点，无论“大文学观”还是“新大众文艺”，文学拥有力量与尊严的关键在于“写”。不难发现，部分“新大众文艺”写作者后继乏力。“大文学观”源于对过去文学“内缩”于个人小天地的反思，同样是对“新大众文艺”参与现实、介入社会功能的策应。在此意义上，有论者提出“新大众文艺不仅要见人，更要见作品”，不失为一种洞见。说到底，“大文学观”不是在“纯文学观”外套上一层更大更美的壳子，而是要用“体贴”驱逐“傲慢”，为更多佳作的诞生创造条件。因此，对于文学组织与研究的从业者而言，用“现实感”更新文学观，正是深入体察“大文学观”的必然要求。
如果说新一代从业者的使命是将文学发扬光大，而非在日益迫近的AI时代为故纸遗蜕伤怀，那就意味着要重新且辩证地理解“大”与“小”、“内”与“外”、“文学性”与“社会性”的关系，最终唤醒对珍贵“现实感”的体认与重建。“大文学观”提示我们将曾经未完成的任务进一步打通，而非割弃。这包括重建创作主体的生活实感，用新媒介理解新历史意识，反思具体的普遍性及其处境等。这些命题，或许才是“大文学观”概念提出后，真正需要啃下的“硬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