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思想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 ）堪称当代欧洲最具分量的哲学家之一，在国内学界同样享有盛誉。截至目前，包括“神圣人”系列在内的数十部作品已被译介为中文。“一种声音·阿甘本”专栏译文源自阿甘本在Quodlibet网站开设的“Una voce”专栏，经其授权由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刊发。本篇收录了他在2026年6月至7月间撰写的九则随笔。
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
**国家与不法 II**
沿用本专栏既往的分析路径，参照保罗致帖撒罗尼迦教会第二封信中的教义，我们或许可以断言：当下，“那拦阻的”(il catechon)——即阻滞、延缓末日降临的力量，早期天主教教父曾将其指认为制度(istituzioni)，具体而言便是罗马帝国与教会自身——正陷入全面危机。正因如此，我们目睹了“那不法的”(il anomos)的登场：这股力量不再受法律约束，带来崩坏，并自诩为神（故教父视其为“那敌基督的”）。
这一景象在美国尤为直观。在那里，体制已然瘫痪，所有权力汇聚于一人之手，此人言行肆无忌惮（对以色列亦然），且将自己伪装成神明。反思这种将西方世界全盘卷入的时代境况，显得尤为必要。既然制度（及其历史形态）已丧失全部信誉，试图将阻挡末世的力量重新寄托于制度之上，无异于徒劳。更关键的是，“那不法的”、“那无法者”并非来自外部的本源(un principio esterno)，而是制度解体时显露出的真容。川普与内塔尼亚胡并非外来入侵者；他们就是国家本身，就是本该阻滞、推迟末日的力量。如今，他们却成了加速末日进程、将其推向最荒凉形态的推手。
2026年7月27日
译注：
此条延续了此前阿甘本关于“那敌基督的”的思考脉络。
**国家与不法：关于“那敌基督的”思考**
在新约圣经中，“敌基督”(anticristo, antichristos)一词仅见于约翰一书与约翰二书。毫无疑问，该术语处于末世语境之下（paidia, eschate hora estin，通俗译本作filioli, novissima hora est，“小子们哪，如今是末时了”），且以复数形式出现——这一点至关重要：“正如你们所听见过的，那敌基督的来了，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1]。”同样重要的是，使徒将末时定义为当下的“此刻”(adesso, nyn)：“那敌基督的来了”(erchetai，直陈式现在时)。紧接着，他明确指出，若需强调，可以说那敌基督的“此刻就在世间(nyn en to kosmoi estin)”。如果如佩特森及此前的巴特反复提醒的那样，人类历史的终局与基督教密不可分（巴特曾写道，“不完全且毫无保留地属于末世论的基督教，就毫无保留地与基督毫无关系”），那么便不应忽视“那敌基督的”这一末世背景。对约翰而言，“那敌基督的”即在末时“否认耶稣是基督（即弥赛亚）”的存在；因此，“好些人”——他们如同“那敌基督的”，“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构成了敌基督的阵营。此处隐含的意思是，敌基督者源于教会(ekklesia)，却非教会真正的成员。由此，敌基督者多次被界定为“说谎者(ingannatore)”（planos，字面意为“使人迷途”，通俗译本作引诱人的[seductor]）。
然而，数个世纪以来，教父与神学家对“那敌基督的”注释，重心并不在约翰书信，而在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人的第二封信，即《帖撒罗尼迦后书》。尽管该书中并未直接出现此术语，但希波吕托斯、爱任纽、特土良及后来的奥古斯丁，已将保罗的信视为那个谜一般的形象——“不法的人”(l'uomo dell'anomia, ho Anthropos tes anomias)与“沉沦之子”(Figlio della perdizione, ho uios tes apoleias)，并将其等同于“那敌基督的”。事实上，保罗也将他定义为“不法的”(anomos)，称其“自高自大，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这敌基督的是一种世俗力量（一则伪经传说将其等同于复活的尼禄），企图在末时模仿并假冒基督的国度。
但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中，不法之人还与另一个神秘形象“那拦阻的”（il catrechon，亦作阳性形式：“拦阻……的他”）紧密相连。被拦阻的对象，是“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因此，与约翰书信一样，保罗书信的背景同样是末世论（此前，使徒还提到了“神的公义判断……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到了奥古斯丁时代，这股阻挡基督最终降临的力量，已被等同于罗马帝国（据奥古斯丁所言，保罗未点名是为了避免希望帝国——当时世人皆以为帝国永恒——会破灭而被指控侮辱）或教会本身（约翰书信提到敌基督者“从我们中间出去”，似乎也在暗示这点）。无论这股拦阻之力指向罗马帝国还是教会，它都是一种基于法律或稳固宪政的制度力量（特土良称之为“罗马的状况”[status romanus]——在他那个时代，意指“罗马帝国的稳定状态”——这一说法预示了我们现代的国族[nazione di “stato”]概念）。
理解拦阻之力与“不法之人”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这种关系有时被解读为两股力量的冲突，其中“那不法的”或“那敌基督的”要“除去”拦阻之力。“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ek mesou genetai)这一表达绝不意味着不法之人是行动者；正如通俗本翻译(donec de media fiat)所暗示的，是拦阻之力（无论是帝国还是教会）自行退让。在此意义上，后续文本清晰明了：“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拦阻的制度力量与不法之人之间的关系，是两种世俗力量的交接：一股力量退去，另一股力量取而代之，或转化为后者。这正是保罗所说的，“那不法的‘奥秘’已在运行”[2]，并将最终显现。仿佛“奥秘”一词所暗示的那样，“那不法的”终将彻底揭露此前那股力量的“真相”。
倘若如此，保罗的信便包含了一条不容忽视的学说，关乎一切制度力量的命运。依此学说，稳固建立的制度力量最终必让位于一种不法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拥有宪政基础的主权者将被任意行使统治的“无法者”主权者所取代。因此，保罗的信也传递出一个与我们息息相关的讯息：我们当前正经历的，正是这样的“不法奥秘”。建立在法律与所谓民主宪政基础上的国家权力，正通过一个不可阻挡的过程（这一过程早已启动，如今才迎来最后的危机），向不法状态转变。在此状态下，法律被行政权力的法令与措施取代，紧急状态成为统治常态。但别忘了，保罗的信还指出，一旦“不法的”力量显露，“主耶稣便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意味着，在看似无路可走的当下，留给我们思考的，是一种既摆脱了“拦阻之力”及其表面制度稳定性，又未陷入那种紧急不法状态的人类共同体形式。而权力，注定会转化为那样的不法。
2020年10月19日
译注：
[1] 和合本译作“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圣经引文译文以和合本为底本，根据意大利语文本有所修正。
[2] 和合本译作“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
**赞美米凯莱·马利[1]**
自赫拉克利特与德谟克利特以降，哲学家不信任同时代人，尤其是同胞的传统便已存在。或许正因如此，我倾向于回避阅读今日同胞所著之书。此举或许不妥，但也未必无据。当一本书打破我的偏见时——例如最近，在阅读米凯莱·马利的《斯费罗波利的宏伟废墟》(Le maestose rovine di Sferopoli)时——这种惊喜便愈发强烈。马利拥有一种神奇的想象力，与曼加内利[2]相似，这种想象力结合了非凡的智慧与文化。只要这位作者持续创作，意大利文学便能在废墟中存续，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此次拒绝实属误判。
2026年7月21日
译注：
[1] 米凯莱·马利(Michele Mari, 1955- )，意大利作家、翻译家及诗人。
[2] 吉奥乔·安东尼奥·曼加内利(Giorgio Antonio Manganelli, 1922-1990)，意大利作家、翻译家、记者及文学评论家，系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新先锋派文学运动的核心人物及代表作家之一。
**第一朋友与第一敌人**
正如一位善于反思的科学界友人写信告知，生物史上的根本事件，是能感知痛苦(dolore)的微生物的出现。显然，这一命题需加以限定，需在“痛苦”前加上“快乐(piacere)”——作为前提或补充。若将生物的这一根本能力，与亚里士多德所述的对“存在”的感觉(sensazione di esistere)联系起来（“感到自己活着本身是愉快的，因为生命是一种‘好’，感到这样一种‘好’属于我们是愉快的”），我们可以说，感受快乐或痛苦的原始形式，指的正是“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即感到自己“活着”。事实上，与“活着”带来的愉悦感相对的，是截然相反的感受，即出于某种原因——或表面上无端地——感到活着是一种痛苦。
上述引用的亚里士多德段落出自《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八卷与第九卷关于友谊的专论。在定义了活着的感觉是愉快的之后，亚里士多德补充道，朋友的存在同样能让我们感到愉快，而友谊正是对另一个人(un altro uomo)存在的共同感受(synasthanesthai, con-sentir)或赞同(consenter al)[1]，这个人因此成为了“另一个我自己”(altro me stesso, heteros autos)。换言之，不仅存在一种“存在”的感觉，且这种感觉总是已经被共同分担(condivisa)了；它总是已经是对他人存在的共感或赞同了；而友谊，正是这种“对自身存在的感觉”本身所包含的“对朋友存在的共感或赞同”的具体实例。
由此，我们可以联系存在感的另一极来展开这一论点。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给人的感觉不再是快乐，而是痛苦。此时，与对朋友存在的共感或赞同对应的，是对敌人存在的共感或赞同。而如果按照施米特的说法，敌友之分定义了政治，那么政治的基础便是快乐与痛苦，它们定义了人的存在感，以及内在于这种存在感中对他人存在的共感。友谊与敌意、爱与恨、对友人(philos)的爱(philein)、对敌人(echthros)的恨(echthairo)，并不指向某种激情学说；相反，它们首先是两个根本的本体论-政治范畴。如果我们感到愉快的存在感，我们就处在友谊与和平之中；如果我们感到可憎的存在感，我们就坠入战争与敌意。再次重申，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基底，是我们与自己的关系：我们共同感受或赞同存在的方式，决定了我们将自己置于世界的方式。第一朋友与第一敌人皆是我们自己。
2026年7月17日
译注：
[1] consentir作为及物动词意为分享某种感觉（体现词源con-共同、一起+sentir感觉，与下文condividere，即con-共同、一起+dividere分了、分享、分担对应）；作为不及物动词，则意为赞同、同意、认可。
**“真”与意见**
“真”与意见之间关系的古老问题——在西方哲学起源处，巴门尼德的诗歌已论述过此题——在当今获得了新的现实性。确实，显而易见，古人视为理所当然的这两种认识形式的明确区分，在今天已被彻底抹平。只剩下声称“是真的”(essere vere)的意见。于是，牢记以下一点变得尤为迫切：“真”与意见处于不同的层面。“真”——希腊人称之为aletheia，意为“无蔽”、“开放”——关乎“是”(l’essere)，即某事物“是、在”，“这里有的、在此的”是某物而非虚无的体验。意见（希腊人称之为doxa，今天我们仍如此称呼）则关乎“是着”(gli enti)，即事物是这样而非那样的认识。巴门尼德告诉我们，前者是不动的（atremes，不动摇、无畏[in-trepida]）、循环的、超脱时间的；后者则可能是正确或错误的，因而也是可变的、不确定的。
但最重要的是理解人的这两种认识形式之间的关系。前者并不以任何方式保障意见的正确性，但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意见的场所，在那里，我们可以追问意见是对是错。反之，那些只听从意见的人注定倾向于认为意见是正确的。“真”同时开启了正确意见与错误意见的可能性，而意见只能肯定自身的“真”。因此出现了这样一个表面矛盾：意见不惜一切代价要排除的错误可能性，反倒定义了“真”。
一个看不到“真”与意见差异的文化，生产出人工智能这类东西也就不足为奇了。人工智能是一种doxa，它肯定自身的“真”却无法体验这个“真”。这种封闭了错误可能性[1]的doxa将把相信自己在使用它的人带往何方，是一个值得不断追问的问题。
2026年7月13日
译注：
[1] 或“对错误的可能性封闭”，即“把自己封闭在错误的可能性之外”或“不对错误的可能性开放”。
**一条出路**
人们普遍意识到，我们正经历着一个文化的终结。这种意识往往引出对“一个新的开始”的要求或期盼。所谓“新的开始”，即在长久传统崩塌后，迟早会形成一个新的、更具活力的传统。与此种天真期待相反，必须记住，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新的开始”，而是一条出路。即便假定“新的开始”可能实现，一切也会像从前一样重演——也许观念与计划会有所不同，但依然受困于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与前代同质的历史时代与传统。在西方的历史崩塌之后，我们最不想要的就是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我们想要的，毋宁是终结“时代”，彻底走出“时代”，而非简单地从头再来。去哪儿？无法言说，且这是好事。我们的沉默，比关于一个未必可能的未来特征的空谈更为宝贵。通过重复诸如“新人类主义”、“后-人类主义”或“超人类主义”之类的表述，此类空谈暴露出与过去的合谋。就像卡夫卡的《给某学院的报告》(Ein Bericht für eine Akademie)中那头猿猴——他已经变成了某种截然不同（于猿猴）的东西——所说的那样：“我不想要自由，只想要一条出路。”
2026年7月6日
**义人何在？**
谁是义人？正义何解？正义指的当然不是主体的某种品质，不是某个男人或女人的某种属性。正如本雅明所言，正义是世界的一种状态，是“是”而非意愿或意向的一个维度(una dimensione dell’essere, non della volontà o dell’intenzione)。斯宾诺莎认为，当你在神身上而非在特定时间或地点看待事物时，事物便是正义的。因此，正义是人绝不可能“拥有”，而只能沉思(contemplare)的东西。不过，在“在神身上”看待事物——看到花“是花”，笑“是笑”，无辜者“是无辜的”——时，你会感受到一种无法逃避的要求(esigenza)，一种不召唤什么也不要求什么，超越一切意愿或意向，在你身上起作用的要求——就这样，无需再做其他任何事。我永远忘不了一个少女的话。她是纳粹占领区抵抗组织的一名成员。被捕受刑却不招供。解放之际，同志们想将她作为英雄欢迎。他们告诉她，她挺过酷刑是因为政治信念坚定，是因为对事业的忠诚等类似废话。她却只是摇头说：“不，我挺过来了，只是因为我想，那只是一时的兴致。”她是正义的；她感受到一种全面超越她的要求，却从未认为自己正义，也从未相信正义会归属于她。若她只是相信“正义的事业”而未看见正义本身，她便会屈服于酷刑，开口说话。
因此，根据犹太传统，义人——zaddiqim——隐藏在世界之中，且首先对自己来说是隐藏的。也因此，想要奖励义人（仿佛这是与惩罚罪人相对，正义的另一面）才会显得矛盾。就像惩罚绝不来自正义，而只来自法律那样，奖励与认可也不属于正义。被认可与奖励的义人，即不再隐藏的zaddiqim，也不再是义人。
不应将法律的神秘，即罪与罚的神秘，与正义的神秘混为一谈。因此，虽然罪人得到惩罚是好的，但义人不一定应该得到奖励。传说如此：义人行走于世界而不被承认，直到时间尽头。也只有这样，他们才拯救了世界。
2026年7月3日
**人与游客**
在意大利语中，“游客(turista)”一词最早出现于1837年（“旅游[turismo]一词则要等到1907年才出现”）。其词源清晰：“游(tour)”（“壮游”[il grand tour]，主要前往意大利）始于18世纪，是欧洲贵族与知识分子为了解艺术史、生活方式和文化而进行的成长游历。如同常情，起初为精英专享的事物，随时间推移变成了大众现象。
重要的是，这种游历的前身，无疑是信徒为朝拜圣地而进行的朝圣：游客与朝圣者一样，都是peregrini，即根据该拉丁词义，都是大地上的外来者(stranieri sulla terra)。旅游标志着人与其居住土地关系的一次划时代变化：人在其所在之处——首先是其生活的城市——成了extranei，成了外人(extra)。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多年前在威尼斯生活时，我曾惊愕地意识到，区分威尼斯人与游客已不再可能。
变化的不仅是市民与城市的关系，城市本身也变了：人变成了游客，变成了外来者；同样，他们居住（或更确切地说，曾经居住）的土地也变成了外异的(extranea e peregrina)。如果你像我最近偶然读到那样，读过约瑟夫·罗特[1]对1925年秋天马赛及其密集惊险小巷——所有历史时代都生猛地挤在那区区几公里范围内，在那里，无人是外来者——的非凡描述，那你一定会得出这样一个痛苦而毫不留情的结论：今天，城市已不复存在。而旅游之所以能摧毁城市，是因为城市早已不再鲜活。过度旅游(overtourism)并非来自外部；它始于我们内部，始于我们无法再居住的熟悉邻里与城区内部。“居住(abitare)”是动词“有(avere, habeo)”的强化形式，指一种特定的“停留”、“生活”、“有倾向和习惯”的方式。如果说希腊语中的ethos（习惯）指习惯性的停留，那么居住便是伦理的原始形式。在已成为游客、失去居住能力、处处皆是朝圣者与外来者的情况下，我们被迫从头想象一种可能的伦理，从根本上重新发明居住的能力。这项任务肯定不易，但唯有它能提供一条出路，使我们走出旅游状态，使我们的土地与城市再次变得可居住。
2026年7月1日
译注：
[1] 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 1894-1939)，奥地利作家。
**疯狂之治**
该如何解释——或是仅仅试图理解——美国正在发生的事呢？该如何为这样一个看似无法解释的事实给出理由——在过去十年里，那个直到最近还支配世界的国家，一直被、并且仍在被一个医学诊断上疯癫的总统统治？也许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