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回在广州陶陶居吃早茶，我们点的是凤凰单丛，配着虾饺、萝卜糕。“一盅两件”，这算是岭南早茶的命脉。作为内蒙古人，我未必能完全咂摸出广东早茶的细腻之处，但着实喜欢那里的氛围。这家百年老字号，窗棂嵌着极具南国风情的花玻璃，桌椅清一色红木。清晨时分，店堂里已有小乐队在奏响广东音乐，行内人称“三架头”。食客们夹起虾饺，乐师身着中式衣衫，带着古人般的淡泊神情拉奏《雨打芭蕉》。那情境太雅致，反倒让人不好意思下口，心里甚至冒出个荒唐念头：把这三位乐师换下来，让他们也尝尝虾饺。
我对音乐向来痴迷。那段特殊的岁月里无书可读，公家印发的一本《战地新歌》，被我翻烂了无数遍。其中的乐谱、调性、节奏型，乃至词曲作者的姓名，我都倒背如流。那年在陶陶居，我便露了一手。每等乐师弹完一曲，我就充当报幕员，对同桌食客说道：“这是《平湖秋月》，吕文成作的曲。”换下一首，我又说：“《鸟投林》，易剑泉所作。”接着是“《流水行云》，邵铁鸿作曲”等等。同席的人听得目瞪口呆。
“汪明荃！”有人低声惊呼。我抬头望去，一位四五十岁的女士，戴着墨镜，头上裹着茶绿色的绸巾，从我们桌旁匆匆走过。我目光追随她进入一间雕花门的包房，屋内瞬间爆发出欢呼声。门并未关严，里面传出粤语交谈声，笑声一阵高过一阵。片刻后，门掩上了，声音随之消失。
我一时有些恍惚。汪明荃戴墨镜、围头巾，显然是为了避人耳目。听到这个名字，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她在《万水千山总是情》中饰演的庄梦蝶。她从身边掠过时，带起一阵微风。风中似乎夹杂着抗战时期上海滩的气息。追星或许显得滑稽，但我亲眼见到了汪明荃，又怎能不为之动容？
那天早上，我从江湾大桥跑到广州大桥，沿珠江往返了一个半来回，里程计显示15公里。体力消耗巨大，回到陶陶居后，我连吃了六笼虾饺。深褐色的蒸笼在桌上摞起，足足有一尺半高。同行的剧作家沙叶新调侃道：“你这吃法，可耻到了极点。”
沙叶新这话真准。你想想，置身于摆满酸枝木八仙桌和官帽太师椅的茶楼，耳边是广东音乐，眼前是烛影摇红，却一口气吞下六笼虾饺，确实有些不合时宜。假设每只虾饺里包着两只虾仁，那天早上我便吃掉了48只虾，这数字听着都让人觉得离谱。这般食量，该如何与汪明荃的身影、与那些彩色玻璃相映成趣？想来想去，除了“可耻”，找不到更贴切的词来形容我那天的饭量。
我不禁想起在《万水千山总是情》中与汪明荃搭戏的谢贤和吕良伟，他们说不定也在隔壁包间。我起身踱步，经过那间房门。里头传来欢声笑语，分辨不出哪一声属于汪明荃。笑声间隙夹杂着麻将牌洗牌的声音，想必其中也有汪明荃拨弄牌张的动静。过了一会儿，我清醒过来，汪明荃绝不会走出来跟所有吃早茶的人握手寒暄。于是，我回到座位，重新品茶。
在这家充满历史厚重感的茶楼里，走进来吃早茶的多是普通人，从他们的衣着气质便能辨认。在北方，普通人吃早点通常不会选如此排场的馆子。而在广州的茶楼，没有地位的高低之分，不分阶层、不论贫富，这也是广州早茶的另一重灵魂。
那天清晨，我手抚酸枝木八仙桌，品着凤凰单丛，听着广东音乐，比饮酒还要陶醉。现场演奏与听唱片截然不同，它不像唱片那样完美无瑕。乐声中混杂着茶客的闲聊，却并未削弱广东音乐的明亮与婉转。领奏的高胡足以压过一切嘈杂。高胡乃粤曲大师吕文成独创，音域比二胡高四度，以金属弦替代蚕丝软弦，彻底改变了二胡那种幽怨萧散的格调，其创造的意境宛如广东的红棉树般热烈奔放。高胡堪称广东音乐的灵魂——这篇短文里我已经用了三次“灵魂”，再不能用这个词了。在广东音乐“三架头”的小乐队编制中，还有一种北方乐队见不到的乐器，名叫“秦琴”，呈六角形，共鸣箱两面均为桐木，音色柔和温润。
谈及广东音乐之美，乐器固然重要，更令人心悦诚服的是曲目。我喜爱交响乐（最爱“三B”——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也钟情中国民间音乐，广东音乐与福建南音是我反复聆听的佳作。若将几首广东音乐的曲名罗列出来——《平湖秋月》《雨打芭蕉》《三潭印月》，读起来都湿漉漉的，仿佛能将人带入岭南湿润的植物园中。
北方的朋友若有机会到广州，不妨去陶陶居体验一番早茶。不知那里是否还保留着红木桌椅和广东音乐的现场演奏。汪明荃恐怕早已离去，但广州早茶的精髓依旧留存，陶陶居值得专程一去。
（作者系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副主任）
原文刊登于《光明日报》2026年7月24日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