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巴黎左岸，莎士比亚书店犹如一座精神圣殿，关于它的书写早已汗牛充栋。作为《书店风景》《书天堂》《书店传奇》的作者，“女书人”钟芳玲在时隔二十五年后再次造访这家老店，并重温相关回忆录。她挖掘出许多被大众忽略的细枝末节：波伏娃与书店的渊源、刘半农与店主丝薇雅·毕奇的交集、《尤利西斯》出版背后的种种公案……基于此，她撰写此文，梳理那些尘封的历史片段，也感叹书店变迁带来的五味杂陈。澎湃新闻特此刊发，供读者品鉴。
丝薇雅·毕奇1919年在巴黎创立莎士比亚书店，前两年店铺位于杜琵桐街8号（8 rue Dupuytren）
自上世纪末两次探访巴黎后，直到2023年夏天我才得以重游。早年促使我初访巴黎的动力，主要源于两家书店的故事。1990年代中期起，我开始关注西方书店文化，在与众多书商、藏书家及图书馆员的交谈中，总有人提及一位名叫丝薇雅‧毕奇（Sylvia Beach）的美国女士。她于1919年在巴黎左岸开设了“莎士比亚书店”（Shakespeare and Company），主营英文书籍的售卖与租赁。
这家书店不仅服务于英美文学爱好者，更演变为一个文化沙龙中心，汇聚了当时旅居巴黎的各国艺文精英，包括作家詹姆斯‧乔伊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安德烈‧纪德、欧内斯特‧海明威，诗人埃兹拉‧庞德，作曲家埃里克‧萨蒂，电影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摄影家曼‧雷，以及提出“失落的一代”概念的女作家兼藏家葛楚‧史坦及其伴侣艾丽斯‧托卡拉丝等。许多人为了借阅英文书籍而缴纳会费成为会员。读到西蒙娜·德·波伏娃自传第二卷时（涵盖其21岁至36岁的岁月），我发现她年轻时也曾是会员之一，旨在通过阅读提升文化内涵，因此借阅了大量英文小说与诗集。
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是书店最知名的访客与会员。彼时英美出版审查严苛，乔伊斯耗时七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Ulysses）因含有被视为色情、淫秽的字句，找不到任何一家英美出版社敢接手。缺乏出版经验且资金有限的丝薇雅，出于对乔伊斯的敬仰，毅然决定编辑并出版此书。1922年2月2日，正值乔伊斯40岁生日，她将成书当面交予作者，此举奠定了乔伊斯在文坛的地位。“莎士比亚”这家小书店也因此跃升为世界闻名的出版社。然而，乔伊斯在出版前不断修改样稿，加之性格敏感需人安抚，耗费了丝薇雅大量的时间、精力与成本。
丝薇雅·毕奇与《尤利西斯》的作者詹姆斯·乔伊斯
首版《尤利西斯》封面采用蓝白配色，仿照希腊国旗颜色，乔伊斯认为这能带来好运
1936年，受全球经济大萧条冲击，莎士比亚书店陷入财务危机。丝薇雅一度打算停业，但在以纪德为首的作家组织号召下，募集到两百位支持者，每人每年赞助200法郎（约合现今317美元），为期两年。赞助者可参加每月由作家在书店朗诵未发表作品的活动。丝薇雅也不得不忍痛变卖乔伊斯赠予的手稿及海明威题献的初版著作，书店才得以苟延残喘。遗憾的是，这家传奇书店于1941年二战期间因纳粹干预被迫关闭。战后，年近六十的丝薇雅已无心重操旧业。位于奥德翁街12号（12 rue de l'Odéon）的莎士比亚书店就此落幕，后人仅能在建筑外墙看到一块纪念牌，上书：“1922年丝薇雅‧毕奇女士于此出版了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奥德翁街12号外墙上的纪念牌写着“1922年丝薇雅·毕奇女士于此出版了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1959年，丝薇雅出版回忆录《莎士比亚书店》，该书堪称一部详尽的文坛秘闻录，描绘了出没于书店的文人雅士，着墨最多的自然是乔伊斯及《尤利西斯》出版前后的悲欢离合。书中收录了她与乔伊斯签署的协议复印件，规定出版方（丝薇雅）拥有《尤利西斯》全球独家出版与印刷权，但需承担所有制作费用，并支付作者定价百分之二十五的版税；若第三方欲出版，须向丝薇雅购买版权，费用由她定夺。丝薇雅坦言，条款皆依乔伊斯之意拟定，但数年后当有第三方探询出版事宜时，乔伊斯态度暧昧，甚至避而不见。倒是他的一位老友几乎每日光顾书店打探口风，最后撂下一句：“你阻挡了乔伊斯的利益。”震惊且难堪的丝薇雅在该人离开后，立即致电乔伊斯，告知他可自由处置《尤利西斯》，她不再提任何要求，两人协议形同作废。
丝薇雅·毕奇的回忆录《莎士比亚书店》1959年美国版封面
1932年，美国兰登书屋（Random House）与乔伊斯签约取得《尤利西斯》版权，随后刻意安排非法进口此书，并聘请强硬律师提起诉讼，请求法庭判决《尤利西斯》并未煽动情欲，不应列为淫秽作品。法官亲自阅读全文后深思熟虑，裁定：“尽管《尤利西斯》在许多地方无疑对读者会有些催吐效果，但绝非催情剂。因此，《尤利西斯》可以获准进入美国”。1934年，《尤利西斯》终于在美国合法出版。
《尤利西斯》1934年在美国合法出版，首版简洁别致的书封以细长字母组合的书名为构图
丝薇雅在回忆录中提到，她认为乔伊斯早已私下通过他人联系兰登书屋洽谈出版，对此她毫不知情。美国版问世后，乔伊斯告知她，兰登书屋已支付4.5万美元版税（折合现今约112万美元）。丝薇雅表示，想到乔伊斯因高额版税摆脱长期财务困境，她为其好运感到欣喜，至于个人感受，她丝毫不觉骄傲，认为情感无用时应立即抛弃。她无心无力再照顾乔伊斯的琐事与情绪，两人关系由此由亲密转疏离，令人唏嘘；特别是读到她那段看似豁达实则无奈的感慨：“毕竟书是乔伊斯的，孩子属于母亲，并非接生婆的，不是吗？”所幸这些嫌隙日后慢慢化解。唉，文坛佳话背后，往往藏着不为人知的辛酸。
丝薇雅的回忆录里也提及海明威，对他多所喜爱。海明威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我们的时代》（In Our Time）1926年的英国版，便是丝薇雅强力推荐给英国出版商强纳森‧凯普的。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中回忆1920年代巴黎经历，其中一篇即为《莎士比亚书店》。他提到早年携新婚妻子赴巴黎时，寂寂无名、生活拮据，善心的丝薇雅在他无力缴纳会员费租书时，先让他借了好几本书回去读，根本不计较还书期限。
成名后的海明威与丝薇雅·毕奇（右二）及两位女性在莎士比亚书店前合影
亨利‧米勒的小说《北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也是经由丝薇雅介绍，推荐给巴黎英文出版社“方尖碑”（Obelisk Press），于1934年出版。这是米勒的首部出版著作，因书中包含大量性爱描述，在其祖国美国长期被列为禁书，直至1961年才获准合法出版。
《北回归线》1934年在巴黎出版，封面下方出现“不得进口到英国或美国”的字样
丝薇雅同时积极向英文读者推介法国作家作品。例如她代理的英美文学杂志季刊《今日生活与文学》（Life and Letters To-Day），刊登了不少法文书英译本书评及法文创作英译，原作者包括纪德、萨特等。我在查阅过往杂志时发现，丝薇雅本人在1936年春季与夏季两期《今日生活与文学》中，协助保尔·瓦雷里（Paul Valéry）翻译了他撰写的一篇长文《文学》（Literature）。
难怪法国作家兼档案学家安德烈·尚松（André Chamson）如此赞赏：“在连结英国、美国、爱尔兰和法国方面，丝薇雅的贡献远比四位杰出大使付出的总和还要多。”尚松是书店常客兼好友，丝薇雅曾将他介绍给好莱坞导演、编剧、制片人金·维多（King Vidor），希望其将尚松作品改编为电影，虽未成功。
丝薇雅·毕奇在书店墙上挂满了作家们的照片
近日重读《莎士比亚书店》，发现丝薇雅仅在书中轻描淡写地提及，她的客人中有一位中国语音学教授，且有一对双胞胎孩子，但未提姓名。好奇心驱使下，凭借有限却关键的线索考证一番，推断此人应是刘半农。1920年初，刘半农携妻女赴伦敦求学，同年8月，妻子产下一男一女双胞胎，开销骤增。为节省支出，刘半农次年带着一家五口移居生活费较低的巴黎，在巴黎大学研习实验语音学，1925年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同年夏举家返国。刘半农在巴黎的四年间，恰逢《尤利西斯》出版前后，报刊多有报道。不知刘半农是否因此探访莎士比亚书店？或是经朋友引荐？亦或是路过？他与丝薇雅是否有特别交谊？可惜翻阅刘半农的两本传记及部分书信，均无记载。
丝薇雅·毕奇的回忆录中，简单一句写到她的客人中有位是中国的语音学教授，且有对双胞胎
除回忆录外，丝薇雅还留存了一段1962年的访谈纪录片，这是近年公开的珍贵档案。观看影片，听她亲述书店与作家轶事，颇有趣味。她不时活灵活现地模仿乔伊斯、海明威的腔调语气，时年七十五岁的她，宛如天真孩童。此次访谈时空意义非凡，正值《尤利西斯》出版四十周年，她受邀至爱尔兰都柏林参加詹姆斯‧乔伊斯塔与博物馆开幕仪式。虽然她催生了《尤利西斯》并大力推广其他爱尔兰作家作品，但这却是她首次踏上这片土地。不到四个月她便离世，爱尔兰之行宛如为丝薇雅的人生画上完美句点。
1962年丝薇雅‧毕奇在都柏林接受采访的纪录片截图
莎士比亚书店的名号在消失二十三年后重返巴黎，这与一位来自美国的乔治‧惠特曼（George Whitman）有关。乔治于1951年在左岸同一区域不远处开设书店，同样主营英文书，取名“觅思拓书店”（Mistral Bookshop）。乔治称自己经营书店如同写小说，将每个空间视为篇章，希望人们推开大门如翻开书页，进入想象的神奇世界。因一直景仰丝薇雅‧毕奇雅好艺文、支持作家的风范，他在1964年莎士比亚诞生四百周年时将书店更名为莎士比亚书店。
觅思拓书店上世纪中期的明信片，图左那位男士为店主乔治·惠特曼
乔治的书店也迎来不少文人，既有丝薇雅的老顾客亨利‧米勒、安娜伊斯·宁，也有劳伦斯‧达雷尔、理查德‧赖特、詹姆斯‧鲍德温等人，更成为“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核心人物艾伦‧金斯堡、威廉‧巴勒斯、格雷戈里‧柯索等在巴黎的大本营。美国诗人劳伦斯·费林盖蒂（Lawrence Ferlinghetti）早年在巴黎求学时与乔治结为挚友，受其影响，于1953年在旧金山创立“城市之光书店”（City Lights Books），后成立同名出版社，以出版“垮掉的一代”作品著称，最著名的当属金斯堡的诗集《嚎叫》。两家书店结为姊妹店，至今门框上仍相互标示对方店名。
1953年创立于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门框上标示了巴黎莎士比亚书店的名号，两家书店互结为姊妹店
曾有回与法国汉学家潘鸣啸（Michel Bonnin）教授闲聊，他提及高中时期（1963~1966）对“垮掉的一代”颇为着迷，常去乔治书店走动。早期购得的一本金斯堡诗集《现实三明治》（Reality Sandwiches）即由1963年“城市之光”出版，书封右下角贴有觅思拓书店的长方形绿色小书票，此后购书则改为扉页盖有莎士比亚书店圆形印章，他亲历了书店更名阶段。
法国汉学家潘鸣啸六十多年前买的诗集，书封右下方贴的绿色小书票虽然缺了一角，仍可看见觅思拓的店名与地址（Photo by Michel Bonnin）
莎士比亚书店盖在书扉上的两种圆形店章
凡爱书之人，乔治都乐于接待。他常与来客分享食物，并在店内放置几张简易床，提供给想留宿的文艺青年。前提是需面交一份自传给他，居留期间需在书店做些杂活、每天读一本书，当然还得看乔治顺眼才行。乔治昵称这些来来去去的留宿者为“风滚草”（Tumbleweeds），他的书店即是“风滚草旅馆”。此举也是回报他早年在美国、墨西哥和中美洲流浪时受到的陌生人善意款待。
上个世纪末第二代莎士比亚书店的外观与内景
未能赶上丝薇雅的莎士比亚书店，我可不想错过乔治的。上个世纪末我终于初访巴黎，见到了八十来岁的乔治。老人身着合宜却陈旧的西装，内搭花衬衫配斜纹宽领带，精神矍铄地爬着窄狭陡峭的楼梯，引我在挤满书的三四个楼层间穿梭导览。迷宫般的空间凌乱又昏暗，地上堆叠着书本，墙上挂着大片裱框装饰镜与作家照片，十来个铺着腥红色毯子的简易床穿插其间。某角落有个简陋小厨房，炉上微火嘟嘟嘟炖着一锅食物，飘出阵阵香气与蒸气。一只短毛黄猫悠闲穿过走道，上方墙面写着“别对陌生人冷漠无礼，他们可能是乔装的天使”的英文字样。整个书店弥漫着神秘、颓废、波西米亚风的浪漫气息。
上世纪末，我替莎士比亚书店的主人乔治·惠特曼与店猫留影
沿着书架与墙面摆置的简易床，曾是莎士比亚书店最特别的风景
墙面上写着“别对陌生人冷漠无礼，他们可能是乔装的天使”
那回在巴黎停留一周，两年后又去待了几天，大约一半时间泡在莎士比亚书店。尤其那时书店凌晨才打烊，我往往逗留到最后，在此读书、与一些“风滚草”交流，偶尔加入茶话聚会，还碰到几位英美作家。数年后读到一位“风滚草”杰里米·莫塞尔（Jeremy Mercer）所写的书店经历《时光如此轻柔》（Time Was Soft There），才发现我接触的人中，有位竟是曾在古书区霸居五年的落魄英国诗人。当然，我也见证了乔治时而友善、时而阴郁、时而咆哮的喜怒无常，真是个性情古怪的家伙，只不过大家似乎都已习以为常。
日后我的第一本著作《书店风景》开篇第一章便书写莎士比亚书店的前世今生。那是上世纪末网络尚未发达的年代，在此之前，中文书籍未曾见过有关这两家同名传奇书店的报道。不少读者因《书店风景》中的介绍，将莎士比亚书店列为巴黎行必访之地，有些刚开店的朋友，甚至发愿要做自己城市的莎士比亚书店。
四分之一世纪后重返莎士比亚书店，心情颇为复杂。乔治早于2011年去世，享寿九十八岁。比他小近七十岁的独生女丝薇雅‧惠特曼（为纪念丝薇雅‧毕奇而命名）在他去世前几年已接管书店。这些年，书店被写入更多旅游手册，常被报刊评为世界最知名或最美书店，还成为几部西方影片的场景，如《爱在日落黄昏时》（Before Sunset）、《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茱莉与茱莉亚》（Julie & Julia）等。连金城武替航空公司拍摄的广告短片、林志玲的慈善年历也以此为背景。加上新兴网络的传播，莎士比亚书店成了观光景点与网红打卡地，这也为2015年在书店旁新开的同名咖啡馆带来人潮。尚未回访前，我已从朋友口中及媒体报道得知书店的盛况。
乔治与女儿丝薇雅相差近七十岁，此张俩人的合影，是一位“风滚草”在1980年代初期所拍摄并提供给我（Photo by Michael Hayward）
莎士比亚书店外，随时可见排队等着入内参观的人群
莎士比亚书店旁的同名咖啡馆，与书店同样受欢迎
2023年夏季某日到了书店现场，果然看见排队等进门的人龙，入口坐着守卫管制进出人数；店外有导游对着游客激情介绍，宣称《尤利西斯》就是在此出版，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把前后两家莎士比亚书店的历史弄混，直到现在还有媒体如此乱说。记得早年读一本旅游书，里面写着乔治是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的私生子，但乔治生于1913年，沃尔特‧惠特曼却早于1892年去世。另一则传言称乔治是沃尔特‧惠特曼的曾孙。终身未娶的沃尔特‧惠特曼，传闻晚年为驳斥评论家指称其诗隐射颂扬同性恋情，曾写信宣称自己有六个私生子，但史家指出找不到证据支持他有子嗣的说法。此类误导反而加深了书店的传奇色彩。
过了二十余年再踏入书店，发现格局改了，以往的凌乱不再，变得整齐清爽。一楼空间明显扩增，辟了童书专区，但总书量感觉少颇多，增加了一些非书纪念品，如不同款式的帆布袋、笔记本、卡片等。此外，原本直通的三、四楼已关闭，二楼布置成怀旧书房，书架上多半是二十世纪中期以前的文学名著，仅供阅读不贩卖。墙上挂了知名作家肖像照，摆放了舒适沙发、能使用的老式打字机与钢琴。往窗外望去就是塞纳-马恩省河与圣母院，整体氛围确实不错，只不过很少有人真有闲情逸致在那阅读，毕竟人来人往干扰大，再加上书店内外贴了告示，明文禁止室内拍照，多数游客入内后快闪即走。虽说如此，还是有人悄悄偷拍，网络社交媒体上流窜着大量书店内景照。我在柜台旁好奇观察消费状况，发现贩卖最多的是印有书店素描与名字的帆布袋，也难怪我在台北、伦敦、旧金山、成都、北京等城市，都曾瞥见背着莎士比亚书店帆布袋的行人擦身而过。
莎士比亚书店也自行出版书籍、设计帆布书袋，在店里与网站贩售
我还留意到以往的简易床不见了，后来从他们网站上得知，风滚草方案依然存在，但已升级。书店建筑内辟出几间独立私密房间给每位“风滚草”，含卫浴设备，每次居留时间由一星期至一个月不等。想成为“风滚草”者，一律得通过邮件递出申请表，每年收到的申请表高达数千份，但仅十来位中选。
后乔治时代的莎士比亚书店，显然在女儿丝薇雅及团队经营下，有了新风貌与章法。除了前述改变，书店还请了经理、采购，成立出版部门，出版关于书店的传记，也在网上卖书。另有专人策划活动、主持沙龙，几乎每周都有活动进行。巴黎自然不乏英语系国家的作家到访，莎士比亚书店的知名度与地利之便（临塞纳-马恩省河畔、面对圣母院）成了作者与读者相聚的首选之地。
莎士比亚书店邻近著名景点塞纳河与圣母院
几年前冠状病毒全球蔓延时，书店营业额在疫情初期锐减百分之八十。2020年10月底，书店公开发文陈述困境并恳请大众上官网购书以支持书店，结果一周内就收到5000笔订单（以往每周最多仅100笔），书店因而渡过难关，自此成立非营利协会“莎士比亚书店之友”，长期赞助书店运作。书店井井有条与多角化、企业化经营自然令人欢欣，但我却有着淡淡的惆怅与感伤，这里已无往年记忆中的随机、随意与随兴，此次重访宛如是一次告别。
2024、2025连续两年的春季，我都去巴黎待上两个月，平常到塞纳-马恩省河畔散步，免不了经过莎士比亚书店。无论是晴天或雨天，店外都有等着进去朝圣的人。我自己再也不曾踏入，总觉得这已不是“我的”书店，但看到这么多人愿意耐心排队进一家书店，去享受氛围、了解历史，甚至成为书店的粉丝，把书店当成“他们的”，还是令人感动与鼓舞。毕竟一家书店在两代接力下，能存活四分之三世纪，并源源给予来客暖暖的情绪价值，多么不容易！
书店外打开的绿色护窗木板上，写着乔治2004年生前的一段话：“早在1600年时，我们书店的建筑是一座修道院，名为La Maison du Mustier。中世纪时每座修道院都有位点灯修士，负责在夜幕低垂时点亮灯火。我已点了五十年的灯，现在轮到我的女儿了。”对我而言，乔治点的是烛火灯，丝薇雅点的是LED电子灯，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世代，他们先后以自己的方法照亮书店，但我这个怀旧者，依然对那一闪一闪的摇曳烛光多所执念。
打烊后的莎士比亚书店，在微微灯光的烘托下，别具一番风情
后记
今年春夏之际我又回到巴黎，其间收到书店的电子报，预告他们将于6月16日庆祝“布鲁姆日”（Bloomsday），虽然莎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