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及胜利初期，名报人张慧剑撰写过若干笔记，后结集出版为《辰子说林》。书中有一篇题为《一译名之微》的文章，引用了朝鲜志士李百拂的一段言论：
“中日两国立国风格截然不同。中华确是泱泱大邦，仅举最小之事即可证明其对世界友国的诚挚态度，这是浅薄险隘的日本所不及的。比如中国根据译音为邻国选字，英、德、美、法……在中国语法里皆是褒义词，蕴含善意；而日本则恰恰相反。称德国为‘独’，意指独夫之国；称旧俄为‘鲁’，意指愚鲁。经旧俄政府抗议后，才改为‘露’，这大概是因为诅咒其将在旭日（日本自喻）之下消亡，仍是恶词。称美国为‘米’，表面看似无他意，实则暗示其可被吞食（蒋先生此前演讲中也阐述过此观点）。清政府与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外交观念由傲外转为媚外，从抚夷局到尊洋馆，转变极大，实乃两头不讨好。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方展现出高崇博大、深广平适的风格，这才是最正确的立国态度。反观日本，更显秽鄙不堪。”
这番话若细究，显然站不住脚，尤其是对日语国名的解读，刻意丑化的痕迹明显。当作轶事听听便罢。但考虑到这是抗战时期的文字，且出自（或假托）朝鲜志士之口，旨在长自家志气、灭敌人威风，读者心知其意足矣。笔记体内容往往经不起推敲，不能仅从字面理解，但如同虚构作品，它仍具史料价值——关键在于历史学家如何运用，将其置于何处，用以说明何种问题。以这篇为例，其价值不在于“朝鲜同志李百拂”是否真说过这些话，也不在于中日翻译欧洲国名是否真有这般深意；而在于折射出一种社会心态：无论国民政府外交是否真体现了“高崇博大、深广平适”，当时的人至少将“诚挚”与宽博视为“泱泱大邦”的气象，不屑于既自诩礼仪之邦，又肆意流露“浅薄险隘”的姿态。
这段短文还引出一个问题：汉字属表意文字，非拼音文字，故字形本身即含形象与意义。“英”“德”“美”“法”虽源于音译，但本身确是美好字眼。由此联想到一些外国人名，从字面看，也大都被翻得雅致。但这并非一贯风气。至少在最初阶段，泰西人名、地名的汉译，常选用怪异字眼，令人一眼便觉出几分“夷狄”气息。记得罗志田老师曾开玩笑提及“福柯”之名，言若置于19世纪中期，十有八九会写成“腐寇”，且必加口字旁。他说得有趣，亦有理。再观中国台湾译法——“傅科”，他便似正宗华夏后裔。将此二字与“腐寇”相较，自然雅致许多，甚至比“福柯”更胜一筹。
作者: 张慧剑
版本：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7年1月
《辰子说林》系民国报人张慧剑（1904—1970）创作的笔记体文集。该书1946年2月由南京新民报社初版，隶属“新民报文艺丛书”系列；1985年岳麓书社再版，列入“笔记丛刊”。张慧剑籍贯江苏南京，曾任《朝报》《新民报》等报刊副刊主编，素有“副刊圣手”之称。全书收录散文278篇，内容涵盖史事考辨、时局评议及市井轶闻，涉及黄公度诗歌解析、安徒生童话新解、二战战报批判等话题，兼录历史人物特写与民国史实。
“一见而知为西名”
明末清初，泰西人名、地名的翻译多由来华天主教士主导（当然也离不开本土读书人的协助）。彼时他们为自己取的名号大都贴近华人习惯。例如德国人“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汤”是其教名第二部分Adam的音译，“若望”是名字Johann的音译；意大利人“熊三拔”（Sabbatino de Ursis）：“熊”是其姓氏Ursis的意译，三拔则是名字Sabbatino的音译。这些名字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一是姓、名分译；二是或取其音，或取其意，或混用，但汉字字数通常讲究，一般不超过三字，颇为整齐；三是注重用字文雅。这些特点使其名字显得雅致，听起来宛如中国读书人所取。
不过，他们在翻译他人姓名时似乎并不那么讲究。例如至今沿用的圣人“味增爵”（Vicente），名字听来不够神圣，反倒像是一种调味料（顺便一提，今人若将此字用于普通人，通常译为“维森特”，便高雅得多）。地名和国名亦然。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中将“日耳曼尼亚”标作“入尔马泥亚”（Germania），西班牙标作“以西把尼亚”（Hispania），似乎只顾声音翻译，未顾及文字是否优美。这一点似有前承，如中古时期著名译经家“鸠摩罗什”“实叉难陀”——起码“鸠”“叉”“难”等字眼不大雅驯；至于明初翻译《元朝秘史》里的“也速该”“俺巴孩”等，更为俗气。
《坤舆万国全图》万历三十六年（1608）宫廷彩色摹绘本，现藏于南京博物院。
19世纪中期，中西交往骤然频繁，译名大量涌现，多数为音译，但因译者个人喜好，所用汉字仍较随意。例如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常被写作“洼申顿”“瓦申顿”“华盛屯”，一名多译。相对而言，徐继畬较注重译音统一与用字雅驯。他最早将Washington译作“兀兴腾”，后改作“华盛顿”，兼顾声音准确与用字优雅，显系有意为之。不过，连他似乎也未将此提升为原则。例如他笔下有个叫“膺吃黎”的地方，实即“英吉利”——在《瀛寰志略》中，该字眼还被称为“英圭黎”“訡厄利”“英伦的”——但这不过是徐继畬汇总各类文献中的译法而成。
当时译名有一条通用原则：在汉字边上加“口”字旁。如今人熟知的“马嘎尔尼”，当时写作“吗嘎【口尔】呢”。这种做法本仅为标识音译，似无他意，至少我们很难证明译者是用这些字眼表达对“夷狄”的轻蔑（当然有人或许确有此意图）。然而，此举往往造成怪异文字或用法，令人一见便知是“夷名”。即便使用美好字样，加上“口”字旁，如将“英吉利”变为“英咭唎”，恐也难让人生出吉祥之感。
19世纪中叶以后，国人逐渐不再使用带“口”字旁的汉字，但仍有人认为应让人轻易识别西人及西地名号。沈国威教授指出，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江南制造总局掌管译书事业时，遵循的原则是使人“一见而知为西名”。要达到此目的，自然需保留“西夷”气息，文字是否优雅便非首要考量。此类现象在整个汉字文化圈均有体现。陈力卫教授注意到，在日本传教的天主教士将Christian翻译成“贵理支丹”“喜利志袒”等——所用汉字均为正面，但其中赫然可见“吉利死丹”“鬼理志端”“切死丹”等译法：“死”和“鬼”这类文字显然与教士想传达的感受背道而驰。他们这样做，很可能是未意识到汉字不仅是表音工具，更自带意义。
《瀛寰志略》。
把老外“中国化”
如前所述，虽有例外，但19世纪中期的人首要考虑的是音译，而非所用汉字的文雅。不过，汉字非拼音文字，不能仅视作音标符号，其本身携带语义与感情色彩。有些字眼适合用作名字，有些则被排除在外；即使选用，也被视为“异域之风”，带有“非我族类”之意。因此，尽管许多译者未必有意借译名表达对“夷狄”的不满，但他们选择的字眼通常不受中国人喜爱，听起来、看起来都古里古怪——热衷于精神分析的学者或许会说，他们“潜意识”里存有对洋人的偏见。这也不算强词夺理。毕竟，汉语中一个声音往往对应多个文字，需从中选择，很难说选哪个字无关紧要（但我们也不能笃定此举就是有意为之）。
不过，从19世纪末至民国时期，情况似发生颠倒。随着西洋形象正面化，译名领域出现新现象：尽量将洋人名字“雅化”，甚至译得像中国人。陈平原教授早先就注意到，清末翻译小说存在将西人姓名、地名甚至风俗“中国化”的趋势。当时文献中有不少证据，如胡适1911年2月17日的日记记载，可将Shakespeare译作“萧思璧”；梅光迪则在《近世欧美文学趋势讲义》中将法国19世纪文学批评家Sainte-Beuve（今通译“圣伯夫”）翻译为“孙伯虎”，更不必说“萧伯纳”“高尔基”了。
《热风》
作者: 鲁迅
版本: 野spring｜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年8月
这种译法蔚然成风，引发不少批评。鲁迅是最早讥讽者之一，早在1922年就写过一篇《不懂的音译》，批评“现在的许多翻译者”比古代翻译家更“顽固”：“南北朝人译印度人名：阿难陀，实叉难陀，鸠摩罗什婆……决不肯附会成中国人名模样”，而清末却出现了“古雅”的“柯伯坚”，实即俄国Kropotkin；还有一个“陶斯道”，“我已记不清是Dostoievski还是Tolstoi了”。鲁迅对这种将外国人变成中国人的做法不以为然，主张向“古之和尚”学习，“凡有人名地名，什么音便怎么译，不但用不着白费心思去嵌镶，而且还须去改正。如‘柯伯坚’，现在虽改译‘苦鲁巴金’了，但第一音既然是K不是Ku，我们便该将‘苦’改作‘克’。”
鲁迅主张“硬译”，这“硬”包含字音在内。从“柯伯坚”和“苦鲁巴金”两词来看，前者自然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主张毫不搭界，失去神采乃至形式，所以后者才刻意用了一个“苦”字。但鲁迅仍不满，要改“苦”为“克”。他关心的不是“意”，而是“音”。简言之，鲁迅在这方面的主张很像傅兰雅，认为要让人“一见而知为西名”才好。不过，正如“柯伯坚”“陶斯道”所提示的，鲁迅最担心的，恐怕是有“意”的汉字遮蔽了西文真相。这在1925年他的一段批评中看得很清楚：国人“喜欢用轻靓艳丽字样来译外国女人的姓氏：加些草头，女旁，丝旁。不是‘思黛儿’，就是‘雪琳娜’”。接下来一段，更是将批判眼光扩展到整个外国人群体的“中国化”：“Gogol姓郭；Wilde姓王；D’Annunzio姓段，一姓唐；Holz姓何；Gorky姓高；Galswothy也姓高。”
注意到这一点的不仅限于左翼人士。沈从文在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中写道，一位兔子绅士约翰·傩喜先生（此姓其实并不雅致）为“想旅行中国的西洋白种人”编写了一本《中国旅行指南》，其中有关于姓名的建议：
“男人姓名，最好译成中国音，找中国姓氏谱有一本《百家姓》。……从前孟禄、罗素到中国时，人家姓孟姓罗的都乐于同这两位先生‘联宗’；联宗比拜把子还亲密。又如高尔基先生的名字，顶好不过，读来非常顺口。女人则在本姓名上加以‘艹’或‘王’或‘女’更为醒目。其实最好是在中国顶熟悉的‘婉贞淑芬’等等名字中去找相同的音为雅致合俗。……若求其顶合适，当然须要去拜访中国翻译小说的文学家，他们对名字是十分懂得合乎国情的。”
《阿丽思中国游记》
作者：沈从文
版本：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4年3月
这是相当辛辣的讥讽。鲁迅、沈从文等人担忧的，实是中国文化中某些糟粕影响国人对西方的理解：沈从文以讽刺口吻谈及“联宗”、女人名字等，皆有此层含义，后者尤可与鲁迅那段话对读。
无论鲁迅、沈从文意在何为，他们的批评让我们看到，“译名中国化”情形之流行。须知那时正是中国人普遍崇拜西方之时，这种现象看似与之相反。不过，推敲起来，这两种现象未必像乍看那般矛盾尖锐。事实上，当时人心目中存在一个多多少少超出中西血统分别之上的标准，那就是“文明”——西方受人追捧，正因为在其崇拜者心中，它们代表了“文明”的更高境界。反过来，许多中国人虽觉得中国文化整体表现落后于西方，却不认为其一无是处，仍在心中保留着长期以来的“文明”准则，比如“雅”。
1984年，缪钺先生在致老友郭斌龢的信中，谈到郭译《理想国》一书中有“沃姆”一名，说“姆”字汉译不雅，建议改为“模”字。他关心的当然不是要将沃姆变成一个“中国人”，而就在一个“雅”字上。不过，若要使用汉字表述，这“雅”便不由自主地带上了“中国”的属性，也不可避免地受历史传统影响——当然“传统”是可以变的：事实上，因“姆”字今日已常用于译名，似乎很少有人意识到它不够“雅”。然而这毕竟只是少数特例，在大多数情况下，文字的雅与不雅，仍有传统标准可以衡量（老实说，今日很多流行字眼并不雅——这当然不是剥夺使用者使用它们的权利；但文化传统的确提供了“雅”和“不雅”的标准，这也是一种客观事实）。由此可知，像缪先生他们想要的“中国化”，并非泛指任何一种意义上的“中国”，而在很大程度上指向了人类学意义上的“大传统”。
不过，若一味求“雅”，把老外变作中国人，有时也会有“离题万里”之弊。我虽不像鲁迅那样，觉得译名就是要让人一眼看出是翻译的才好，可是，非把“托尔斯泰”翻译成“陶思道”，让他看起来像是个理学家或者隐士，难免令许多人望文生义，错过理解另一种思想和人生的机遇。且有时因为要使老外看起来太像华人，比如今天中国台湾流行的风尚，把列维—斯特劳斯翻作“史陀”，不但削足适履，也未必真的“优雅”。相反，今日大陆流行的译名汉字，虽然不再有把老外“中国化”的想法，但也自觉摒除了一些不雅字眼，而且兼顾了传信和雅驯两个标准，有时倒胜过晚清民国的做法。
《末代皇帝》剧照。
仍须要“雅”
严复当年讨论翻译之道，提出“信、达、雅”三个标准。他关注的不仅是“译”，还有“文”，否则只要“信、达”即可，无需“雅”了。把“雅”作为标准提出来，便是从文化上的考量：汉字非拼音文字，其形体有意义。要将西文译作汉语，便不能不顾及这层因素。汉字要表达的意思，当然受制于它在上下文中的位置与功能，但也需考虑到它自身携带的某种义项和语义色彩：它们在人的认知过程中起到了至少是暗示的作用，不可忽略不计。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了“英”“德”“美”“法”这些字眼去称呼别人，当然不一定就真的表明自己从此“宽博浩大”起来，但使用文明方式来维护自身利益，不就是外交的真正意义吗？这总比青面獠牙地扑上去咬人一口，来得更加优雅，更像一个“礼仪之邦”的行事之道。所以，借用张慧剑拟定的标题——“一译名之微”，其实也包含了几分道理。
作者/王东杰
编辑/李永博
校对/贾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