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上半年，南京路以北的浙江路段，沿街旧屋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崭新的四层西式建筑。其中位于宁波路口的一座新楼，门楣上高悬着“萝春阁”三个大字。题字者署名“知足主人”，此人正是茶楼的老板，也是这一带新造洋房的主人黄楚九。同年6月18日，萝春阁茶楼正式开门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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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芝罘路与浙江路交汇的区域，早年是一片河浜，上面架着小桥，周边散落着村落。清末租界修筑道路时，河道被填平夷为平地，小桥自然也随之消失，但“偷鸡桥”这个地名却留了下来。至于这名字究竟是不是“土基桥”或“斗鸡桥”的误传，到了1920年代已无人能说得清。不过直到四十年代末，人们依然习惯用“偷鸡桥”来指代芝罘路和浙江路一带。从这儿沿着浙江路向南走到南京路与湖北路的交叉口，在清末民初时期是茶楼的聚集地。路口西北角有永安茶居（注：并非坊间传闻的易安茶居），西南角坐落着五龙明泉楼以及冼冠生创办的广东饮食店陶陶居，东北角则是赫赫有名的五龙日升楼。由于这里恰好是两条南京路、两条浙江路与湖北路的交汇处，故有两座茶楼以“五龙（云）”命名。1908年，租界最早的电车在该路口设站，“日升楼”便逐渐成了这一带的代称。彼时的南京路与浙江路交叉口，繁华程度远不及福州路，沿街商铺多为传统的两层砖木结构，大多已有几十年历史。
自1910年代中期起，不少广东商人看中了该路口的商业潜力，计划筹建新式百货公司。这一带的地产分散在不同地主手中。例如路口北侧属英商德和洋行，先施公司租用西北角十余亩土地兴建大楼，于1917年正式开业。路口西南侧及先施西侧均为哈同的地产，永安公司和新新公司先后在此租地建房，分别于1918年和1926年建成营业。进入1920年代，路口面貌焕然一新，车水马龙，人流如织。自此，日升楼一带被视为上海人心目中“南京路繁华富丽与热闹的最高峰”。许多人相信，每天经过此处的行人车辆不下十万人次。
唯一保留原貌的只有东北角的日升楼。不过，1917年南京路对面开出了乐天茶楼，1924年沈大成点心店将分号迁至日升楼下（直至今日沈大成仍在此经营）。唯独这间自清末便开业的老式茶楼，日渐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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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南京路西段的繁荣以及三大百货公司的鼎盛运营，不时有传言称日升楼附近将翻新改造，建起新的百货公司或饭店，但始终没有下文。当时人们对这一角落密集的旧式商铺颇有好感。除了百货公司里的时髦商品，这里的茶楼、点心店、栗子摊以及售卖水果、香烟、纸张、糖果的小铺也都极具吸引力。
从日升楼沿浙江路向北，道路两旁房屋陈旧，多为小型旧式商铺。夜晚关门后，路灯昏暗，显得阴森可怖。当时人曾这样概括浙江路偷鸡桥一带的景象：
“向为山梁聚集之所。灯火上时，来㖸来㖸之声不绝于耳。不但木林土森视为畏途，即所谓老上海者，亦都掩鼻而过，诚秽地也。”
由此可见，尽管两地相距咫尺，但偷鸡桥与日升楼的气象截然不同。1929年初，有传闻称偷鸡桥一带将进行市政改造，建造一座新戏院。到了夏季，局势渐趋明朗，芝罘路与牛庄路附近即将兴建一座全新的三星舞台，商铺改建的规模似乎更大，并将沿浙江路向南推进。据传，这一系列举措的出资人是上海闻人、巨商黄楚九。
众所周知，黄楚九靠“艾罗补脑汁”及医药业起家，随后涉足娱乐业和金融地产领域。在1920年代，他尤以大世界游乐场和日夜银行最为知名。黄楚九对南京路周边的地产早有布局，1912年他在日升楼旁的湖北路口开办了上海首家游乐场“楼外楼”，吸引了大量顾客，直至后来被更新式的大世界取代。此后，黄楚九还与人合资购入天津路集益里的地产（那里钱庄和传统商号较为集中）。1929年，57岁的黄楚九名望如日中天，偷鸡桥一带的地产投资是他一生中最后一项重要事业。坊间对此说法众说纷纭，充满想象，笔者试着依据史料还原始末。
浙江路与芝罘路路口有一块规整的方形地块，地主是南浔富商庞莱臣，其中大部分归庞宅所有。按传统说法，这块两亩九分的地形正如一颗印章。1929年6月1日，由黄楚九与周炳臣、赵如泉合资成立的三星地产公司向庞莱臣签约，租下这块地，租期25年。他们的计划分为两部分：核心是建造三星舞台作为戏院，其次是沿街商铺改建后重新出租。周炳臣是黄楚九的余姚同乡，曾在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任职多年，后转行房地产；赵如泉则是久负盛名的京剧演员。三人平均出资，三星地产公司每人投入27972元，三星舞台每人投入10000元。周炳臣负责地产公司及三星舞台的日常经营，赵如泉负责舞台后台管理，黄楚九仅作为股东，不参与三星的具体营业。
推测创办三星舞台主要出自周、赵二人的意图，拉黄楚九入伙是为了借助其声望。不过，黄楚九很可能对偷鸡桥一带的地产同样感兴趣，尤其是三星舞台以南的浙江路两侧。8月1日，黄楚九旗下的仁记公司与地主奚萼衔签约，租下这两块地，共计约七亩，租期20年，准备拆屋重建。
涉及四十余家商铺的搬迁并非易事。因期限紧迫，商户们不得不寻求浙江路商界联合会的支持，对房东提起诉讼。根据当时法律，诉讼期间不得强制停水或拆屋。然而，黄楚九通过周炳臣与英商的关系，迅速获得了工部局的拆屋许可，并于9月1日开始强拆。这起一度引发关注的浙江路拆屋风潮，最终以奚萼衔承诺赔偿商户损失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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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8月底，三星舞台正式动工，由米伦洋行设计，倪森茂营造厂承建。公司希望能在1930年新正期间开业，因此赶工甚急。1930年2月初，这座可容纳两千余观众的三星大舞台竣工，芝罘路与牛庄路沿街属于三星公司的商铺也准备就绪。随后，浙江路两侧由黄楚九翻造的市房陆续完工，偷鸡桥一带原先低矮破旧的商铺全部被崭新的四层西式楼房取代。
最初入驻的商铺中，有一部分属于黄楚九的产业，如中西药房、日夜银行和九福堂笺扇庄的分号。许多研究将此事与黄楚九后来遭遇的银行挤兑以及1929年开始的全球经济萧条自动挂钩，认为因市面冷落无人承租，黄楚九才被迫在偷鸡桥开设自家分号。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1929年至1931年间，上海地产发展势头依然迅猛，特别是租界中心区域，地皮争夺与诉讼频发。例如，与浙江路翻造几乎同时，不远处的南京路与福建路口就发生了业主大纶地产公司与租户各商铺因租金上涨引发的诉讼。时人看得明白，黄楚九是看中浙江路一带的发展前景。要想让地皮升值，必须先振兴偷鸡桥一带的商业氛围。当时公认最有效的途径便是发展娱乐业。与人合资的三星舞台和三星公司未必是黄楚九的最终目标，他更看重的是自己独资经营的浙江路市房改造，意图通过这个新戏院吸引足够规模的客流，进而带动周边消费和商铺。
正因抱有此类预期，黄楚九对初期引入的商铺类型必然有所考量。1930年，工部局对该区域中心位置整幢四层洋房的月租金估值为1000两（实际租金略低），这已相当于南京路上整幢商铺的租金水平。除了在店内开设各类分号外，黄楚九还开办了几家新商铺，其中最著名且影响深远的，当属宁波路口的萝春阁茶楼。
李耀亮与萝春阁茶楼
上海的茶楼在清末曾经历过一段漫长的繁荣期。1876年成书的《沪游杂记》便记载了公共租界的一洞天、一壶春、丽水台、松风阁以及城隍庙湖心亭等茶楼。此后陆续出现的笔记和晚清小说也多有此内容。这些不同时期的知名茶楼多开设于人烟稠密的商业区，选址和装潢极为讲究，“高阁迎风，疏窗映水”，在当时人眼中是新鲜有趣、值得流连的场所，外地游客初到上海也往往将其列为必去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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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清末茶楼吸引顾客并维持盈利的真正原因并非在于环境优雅，而在于鸦片和妓女。这两件事在当时不仅不违法，甚至可谓社会风尚。茶楼大多辟出专门空间，备有华丽的烟榻和器具，为客人提供鸦片，实为兼营烟馆。另外，清末富家子弟冶游之风盛行，大量妓院从城内迁移至公共租界。最初的名茶楼多出现在妓院林立的福州路及以南地区，这与风气密切相关。例如一度最负盛名的丽水台茶楼便开在三茅阁桥畔（今延安东路），高楼临水，风景虽好，但更重要的是楼下即是幺二堂子荟萃的东西棋盘街。时人坦言，在茶楼饮茶意不在茶，而是为了“万楼莺燕，笑语皆通”。既然如此，妓女进入茶楼揽客便为经营者默许甚至鼓励。
进入20世纪，社会风气开始变化。民初以后，租界加大禁烟力度，虽未彻底禁绝，但公开营业的烟馆逐渐消失，茶楼这方面的副业难以为继。1920年代租界开始禁娼，效果有限，但社会风气相比清末已大不相同。鸦片和妓女不再代表时髦生活方式，而被视为社会的阴暗面，至少也是腐朽落后的象征。不过，妓女在茶楼拉客的现象依然普遍，甚至在茶楼营业执照中有明文规定允许，这种风气以福州路上历史悠久的青莲阁最为典型。
1920年代中期，上海报纸根据本地茶馆现状做了简单分类，大致分为老虎灶、小茶馆和茶楼三类，价格依次升高。老虎灶供应的茶价仅为茶楼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但前两者常成为“宵小匿迹之所”或聚赌之地，因此一般所说的上海茶馆，是指有一定规模、座位宽敞、装潢讲究的茶楼，多位于商业区或交通便利处。城内茶楼主要分布在城隍庙附近；公共租界仍以福州路最为集中，其中四海升平楼、长乐和青莲阁最为著名；其次是南京路。至1920年代末，社会公认上海最好的茶楼是南京路湖北路口的一乐天和南京路福建路口的仝羽春两家，茶价也相对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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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6月，萝春阁茶楼开业。前期筹备工作由黄楚九亲自过问，日常营业则由其选定的经理李耀亮负责。
茶楼开业后，黄楚九很快在隔壁开设了一家黄隆泰茶叶号。从后来披露的投资情况看，萝春阁初始资本为1.2万元，黄隆泰为2.6万元。茶叶号与茶楼紧密关联，至少从黄楚九的角度看，这是从原料和成本两方面保障茶楼主要货源的策略。
此外，上海本地茶楼有一个特点：除茶水外不供应任何点心茶食，但允许小贩进来叫卖，客人也可花钱请伙计代为跑腿外购。渐渐地，有些茶楼允许生煎摊摆在门口，或愿意将一楼门面租给生煎摊，方便顾客随时吃到点心，这是传统茶楼向新时代的一种妥协。生煎摊则看中茶楼从早到晚都有茶客上门，双方互相借光。因此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商业区，茶楼与生煎摊是常见组合。开业前，黄楚九也为萝春阁选定了楼下的生煎摊。当时看似小事，后续影响却不小。萝春阁的生煎在上海饮食史上值得专门提及，内容相当丰富，详见下篇，本文不再展开。
如上所述，自清末起上海茶楼副业众多。除了表面的热闹多变，不难看出单靠卖茶主业恐怕难以盈利，更多时候需要复合经营，例如当时重要的行业茶会。每日清晨，同业商人约定在某家茶楼聚会，打听商品价格，交流行业信息，或直接进行交易，风雨无阻。这是上海许多行业惯用的经营方式，一直保留到1950年代。原本上午是茶楼生意相对清淡的时段，散客不多，早茶价格也便宜。但只要有茶会，便人声鼎沸，往往聚集数十至数百人。上文提到的几家著名茶楼都有固定的行业茶会，如青莲阁的米茶和棉纱业，一乐天的板箱旧货和仝羽春的五金铜锡，萝春阁的二三楼则是煤业茶会。之后还曾有过麻袋、木业和五金器件的茶会。另外，起初黄、李二人一度考虑将第四层楼租给弹子房，这也是茶楼常见的副业之一，后来也确实经营过一段时间。
根据行业惯例，萝春阁在申请执照之初也准许妓女拉客。李耀亮对此深恶痛绝，他的目标是向一乐天和仝羽春看齐，吸引中上层顾客，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办法其实很简单：茶楼所谓的“准许”，即是不收妓女的茶资，或事先发放免费茶券，方便她们自由出入。李耀亮吩咐伙计，任何人进门是客，一视同仁收取茶钱。拉客的妓女很快便绝迹了。
不过茶楼仍需想其他办法招徕客人。李耀亮在上海人脉广泛，对茶楼经营自有想法。萝春阁规模不小，陈设精雅，茶叶供应有保障，先天条件优越。李耀亮的应对之道是在萝春阁三楼开设书场，聘请苏州评弹名角前来演出。
评弹在当时是最普遍的娱乐形式之一，多在专门书场或游乐场表演，也有附设于茶楼者，如城隍庙得意楼，但在租界中并不常见，影响有限。1920年代末，有旅馆偶然在楼下开设书场，没想到听客反应热烈，引发同行纷纷效仿。比萝春阁开业稍早，跑马厅东南角新建的东方饭店将二楼辟为书场，延请名家说唱。起初二楼计划做跳舞厅，空间充裕，座位宽敞舒适，经营者花了不少心思，东方书场很快打响名声。
李耀亮不知是否受此启发，决定将书场作为萝春阁的副业。9月16日晚，萝春阁茶楼正式开书。先是杨斌奎、杜文奎弹唱《描金凤》，接着朱耀良讲《七侠五义》，每晚八点至十点三刻，大受顾客欢迎。年底又增加了著名的沈俭安、薛筱卿的《珍珠塔》，几乎场场满座。不久又加开午后日场，延长夜场时间，评弹之后还有当时流行的滑稽表演。茶楼从早上七点开到午夜，早茶140文，午晚茶均小洋1角。有了书场后，小洋1角即为书座价格，茶算是奉送。300个书座每晚都能售出，盛况可与东方书场媲美（东方书场每晚2角）。
1931年初，李耀亮邀请以说《杨乃武》著称的李伯康到萝春阁表演。阴历年底照例是评弹会书之时，李伯康集合众多同仁一起会串，将杨乃武故事改编成“书剧”在茶楼演出，场面火爆。东方书场感到威胁，萝春阁请来润余社名家，东方便请实力更雄厚的苏州光裕社，两家开始打对台，也经常互相挖角。
这一时期萝春阁营业不错，当时房租每月700两，加上7%的房捐，萝春阁应付裕如。正如黄楚九和李耀亮所愿，它吸引了一大批中上层茶客光顾，建立起良好口碑，短时间内便隐然与附近的一乐天、仝羽春并列。另外，由于书场的成功，此后开设的西藏路天蟾茶楼和迁址重开的青莲阁都将书场引进茶楼，成为一时风气。
黄楚九身后的萝春阁
黄楚九对浙江路前景抱有很大期待，但从上文分析不难看出，前景能否实现的关键在于三星舞台这座戏院是否成功。1930年前后上海地产发展势头正盛，戏院和浙江路改造均采用激进方式，将签下的长期租约抵押给不同公司，获取贷款用于造楼。戏院高大宏伟，全部用进口柚木铺地，装潢和设备豪华，内部有超过两千个座位，差不多是按最新式电影院标准建造的，只不过用作京戏演出。工期紧迫，最终总算在农历新年前完工，赶在大年初一正式开幕，以唱老生的名角小达子李桂春为号召，确实吸引了大量观众。不过第二天便被工部局叫停。当时传言称，当局担心赶工造成建筑质量草率，或官员有心索贿，导致三星舞台并未获得执照。几天后事情平息，戏院再度开业，又传出消息说黄金荣不满三星大舞台与自己的荣记大舞台重名，黄楚九不得不答应去掉“大”字。三星和黄楚九本就备受社会关注，这些真假难辨的传言让很多人觉得三星似乎出师不利，最初几个月的营业状况也远不如预期。
其实从戏院工期紧迫和浙江路商户逼迁来看，这两处翻造的资金压力可能都很大。戏院歇夏结束后，由于经营者苦心筹划，排演新戏应市，三星生意渐渐好转。下半年，浙江路上黄楚九的各处分号陆续开业，萝春阁兴盛的书场也出现在这一时期。
黄楚九当时患有严重气喘病，1930年夏秋后健康状况恶化。9月底上海传说他已经去世，一度引发日夜银行储户恐慌，纷纷要求提款，后发现只是谣言才平息。1931年1月初，黄楚九病势沉重，外界又有传言说他已去世，据说还有三百多万债务，日夜银行再次出现储户挤兑。据说这件事给了黄楚九最后一击，他于1月19日病逝。日夜银行无力应付储户提款要求而倒闭，黄家宣布破产，由此引发黄楚九身后一系列债务清算。
清算耗时不短，其中黄楚九独资开设的店铺是最容易处理的部分，大多是位于浙江路上才开不久的新店，资产债务清晰，也最快售出。4月初，萝春阁茶楼以10400元的价格转让给李耀亮，此前几个月因清理积欠的房租也由李接手，他还同时买下了黄隆泰茶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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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萝春阁的营业来说一切如常，偷鸡桥和浙江路一带的市面渐渐发展起来，茶楼和书场生意也很稳定。1931年冬天，书场倚重的李伯康被东方挖走。李耀亮烦恼之际跟朋友陆澹庵说起要去苏州另聘名家。陆澹庵建议不如另编新书请人弹唱，并提议用前一年在《新闻报》连载的《啼笑因缘》作为底本改编。张恨水的这部小说连载了近八个月，大受读者欢迎，造就了一大批“啼笑因缘迷”。陆澹庵也是忠实读者，当时正在报纸上写“《啼笑因缘》之商榷”，连写了11期。李耀亮大喜，请求陆澹庵来编这部弹词，并于第二天就将弹词家赵稼秋介绍给陆。之后经历了一些波折，赵稼秋误以为陆澹庵不肯将弹词交给自己表演，于是和朋友朱耀祥搭档，另找名作家姚民哀编写了一段。
1932年夏天，李耀亮请朱、赵两位到萝春阁书场表演。听说他们竟能唱《啼笑因缘》，立刻为两人制作了灯牌宣传。7月28日夜场正式开书。从这一天起，萝春阁每晚听者云集。十天之后，编好的内容唱完，姚民哀因身体不好无法再写，朱、赵两人勉强支撑了几天。李耀亮明白书场对茶楼的重要性，再次请求陆澹庵帮忙将书编下去。原本夏天是生意淡季，但《啼笑因缘》的吸引力实在强大，朱、赵在萝春阁说了几个月，始终卖座鼎盛。弹词《啼笑因缘》后来成为名作，每一代都有名家表演，萝春阁不仅是这部弹词的首演之地，也捧红了朱、赵两位。
1930年代的最初几年，萝春阁与西藏路天蟾、福州路长乐并列上海营业最盛的三家茶楼。1935年前后，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上海市面渐渐萧条，天蟾停业，萝春阁也受到很大冲击。李耀亮和副手胡铁耕因此寻求外界资金注入，同时也尽力维持经营。1934年中，萝春阁在评弹之外一度增加“群芳会唱”，1935年请到扬州评话名家王少堂开讲《水浒传》。据当时记载，晚上八点半，萝春阁楼下的生煎炉子已经熄火，但踏上楼梯就看到客满的牌子。到了年底，萝春阁请到红极一时的女弹词家徐雪月和她的两个师父合作出演《三笑》。原本这是末档送客书，没想到晚上十一点一刻三徐上场时，客人不但不走，甚至还有人专为听这档书进场。
1935年11月底，李耀亮忽然中风病逝。经理一职由他的弟弟李耀星接任，一度出现股东纠纷。平息后经过重新装修，于1936年4月再度开业。这次将朝南的转角楼面开放，四面临风，茶客坐在楼上视野更加开阔。另外，随着当年物价变化降低了茶资。1930年开业时是早茶140文，午茶小洋1角；1934年涨到2角；这时候降到早茶120文，午茶220文。
不过这时候萝春阁的营业跟李耀亮时期差别很大，股东纠纷渐起，不久之后再度易主。之前南京路上三大百货公司先后开设了广东茶室，1930年代后期忽然大受欢迎。虽然更接近餐厅，但毕竟号称茶室，营业时间又长，对传统茶楼的营业造成了不小冲击。
抗战时期萝春阁茶楼的营业更加衰落，1942年时已经关门停业。不过有帮会中人看中了这个地点，楼下关门，楼上则偷偷开出赌场，很快被租界稽查处破获。之后1944年的《上海行名录》中在浙江路原址下收录了“萝春阁福记茶社”。按照当时上海商业的习惯，更换业主多半会更改加记，这应该是又一次易主之后的重新营业，但也没有维持多久。抗战胜利后萝春阁茶楼一直处于停业状态，只是浙江路462号这处门面依然每天生意兴隆，售卖的是萝春阁的生煎馒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