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东京7月31日电（记者陈泽安 李子越 梁晨）7月31日，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挂帅的“国家情报会议”召开首次例会，同日挂牌运作的执行机构“国家情报局”也正式亮相。
外界观察认为，这标志着高市政权在日本情报体制重塑上迈出了第一步。未来，其在内外情报领域的活动与能力将进一步强化，旨在推动整个情报体系的全面升级。这一连串动作并非简单的机构更迭，而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迈出关键一步的信号。
**情报权力向中枢收敛**
依据今年5月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国家情报会议”与“国家情报局”应运而生。在该体系内，“国家情报会议”居于核心位置，负责统筹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及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因此被视作情报工作的“司令塔”。该机制由首相出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阁僚均为成员。
这是1月19日在日本东京拍摄的国会外景。新华社记者贾浩成摄
承担“国家情报会议”事务局职能的“国家情报局”，拥有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进行全面协调的权限。它由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初期编制约730人，规模与原机构基本持平。不过，其负责人级别显著提高，与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平级。
首任局长由原内阁情报调查室负责人、内阁情报官原和也出任。原和也来自警察系统，长期深耕国家安全领域，曾派驻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及驻美国大使馆任职。
早在立法阶段，“国家情报局”的设立便引发了日本国内对于权力过度集中的担忧。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陈静静分析指出，新设机构与2014年组建的国家安全保障局同级，且均直接向首相汇报。这意味着日本的安全与情报事务将直接由首相掌控，权力进一步向最高层汇聚。
**强化内外情报搜集网**
成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加强对跨部门情报工作的管控，仅是高市政权推动情报体制改革的前奏。
据日媒披露，日本政府下一步计划制定首部《国家情报战略》，并推进所谓“间谍防止法”的立法工作，打造反间谍法律框架，拟于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相关法案。此外，政府还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以提升对外情报工作能力。
可以看出，日本正对国家情报体系进行全方位调整，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为核心的垂直架构。通过推进“间谍防止法”和设立“对外情报厅”，分别加强了对内监控和对外情报搜集的力度。
7月10日，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民众手持标语参加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的扩军政策和修宪图谋。新华社记者岳晨星摄
旅日华人学者孙正纲认为，上述举措意在提升日本在各方面的情报获取与分析能力，特别是增强应对所谓“混合威胁”、保障经济安全以及在网络和太空等领域的情报整合能力。从长远视角看，日本企图在情报领域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建立独立的全源情报体系，以此支撑其所谓的“战略性自主”决策需求。
**加速“再军事化”步伐**
自高市上台以来，其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操作在日本国内激起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这些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及《治安维持法》相提并论。
“特高警察”全称为“特别高等警察”，是战前日本政府用于打压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控制的特务机构。《治安维持法》则是其行动的法律依据，该法制定于1925年，最初用于镇压反战人士、劳工运动及左翼学者，随后适用范围不断扩大，最终波及全体国民。
日本《东京新闻》此前已发出警告，战前及战争期间，宪兵和“特高警察”对民众进行监视并镇压异见者。此前几届日本政府已推动制定了一系列涉及监控民众内容的法律，若高市完成设立“国家情报局”和“对外情报厅”以及制定“间谍防止法”的工作，日本政府对民众的监视必将进一步升级。
日本《京都新闻》在一篇社论中称，当年的《治安维持法》给持不同政见的日本人贴上“非国民”标签，而计划中的“间谍防止法”可能让日本重蹈历史覆辙。
4月19日，人们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周围参加抗议活动，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新华社记者贾浩成摄
高市执政以来，加速推进扩军备武政策，执政党更是公开鼓吹修改规定日本放弃发动战争权利和不保持战争力量的宪法第九条，推动国会展开修宪讨论，高市本人也多次流露修宪意愿。
陈静静指出，随着日本情报系统主导权高度集中于首相，日本安保决策将变得更加“一元化”和“秘密化”。这将导致国会与舆论的监督制衡作用减弱，使日本右翼势力修改宪法的图谋进一步失去制约。
分析人士指出，高市政权推动情报体制改革、强化内外情报能力，一方面是为日本军力提升提供支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挣脱战后体制束缚，再次暴露其以成为“正常国家”为名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