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巴特
2016年1月，我在北京收到奥斯陆传来的消息：弗雷德里克·巴特（Fredrik Barth）走了。早知他高龄且病痛缠身，所以那一刻心里没有波澜，反倒觉得像是送别了一个时代。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是我们在奥斯陆大学社会人类学系走廊偶遇时，他那真诚点头时的微笑。巴特个头高，西装衬衫永远熨帖平整，神情庄重。可一旦深交，便觉其谦和；可一谈学术，又极尽严谨。这不禁让人想起古语对君子的描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作为挪威当代人类学的奠基人，在大众社科圈，因主编《族群及其边界》（1969），巴特几乎成了族群研究的符号。但在学科内部，他的分量远不止于此。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是推动人类学从结构主义向过程论转向的关键推手。若论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人类学研究风格，巴特与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分别代表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路径。
因缘际会，在他生命最后几年，我们有过几次交集。如今巴特离世已十载，写此文以寄哀思。
相处的日子
2008年初，我从北大赴奥斯陆大学攻读博士。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起，巴特长期在美国任客座教授，这一年从波士顿大学归来，算是落叶归根。他偶尔参加系里的研讨会。因并非每日现身，系里未给他配独立办公室，而是安排他与一位教师合用，以此节省空间。反观我们这些博士生，因需终日伏案，系里倒是体贴地提供了独立办公位。
奥斯陆大学一角
人类学系设在布林登校区社会科学大楼六楼。我与巴特的办公室在同一层，楼道里常有碰面机会。尽管我只是个无名小卒，巴特却从不无视，总是微笑着点头致意。惭愧的是，那时我尚未认真研读这位“教科书级”人物的著作，不敢贸然打扰，只能诚惶诚恐地匆匆走过。
系里有非正式的午餐研讨和正式的所内研讨。前者由本系师生分享研究心得与困惑，听取建议；后者多邀请欧美高校学者，展示成熟成果。遇感兴趣的话题，巴特会静静坐在角落，偶尔抛出一个问题。
开学不久，一位挪华混血的硕士生告知，巴特将在离学校仅一站地铁的音乐厅举办关于塔利班的公众讲座。赶到时，场内早已座无虚席，连楼道都挤满了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巴特曾在巴基斯坦斯瓦特地区——也就是后来塔利班活跃的区域——进行深度田野调查。七八十年代，他常现身挪威电视栏目，从人类学视角解读公共议题。公众迫切想听这位传奇学者对塔利班的看法。主持人简要介绍后，巴特坐于舞台中央，娓娓道来。他指出，像北约那样试图在当地扶植代理人以求一劳永逸，是不明智的。因为那里的政治组织形态不定，外部力量若扶持其一以图统治，其他组织便会源源不断涌现。
巴特著《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一个社会人类学研究的范例》
在其博士论文改编的《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1965）中，巴特探讨了当地政教头人如何策略性地运用文化资源，进而催生新的社会结构，他将其概括为“生成性模式”。这一发现挑战了埃文斯-普理查德（Edward Evans-Pritchard）关于非洲努尔人“分支世系制度”的经典理论。普氏认为，若有外力丙介入，内部的甲乙会联合抗外；外力撤去，内部重归争斗。巴特则认为，社会结构未必总是团结整合的，更常见的情况是，内部甲主动引入外部丙来对抗同群的乙。在他看来，重点在于考察人物行动策略与社会变动，而非静态的社会规则。2008年，巴特还曾用挪威语撰写了一本探讨塔利班的小书。
巴特的伴侣尤尼·威肯（Unni Wikan）也是奥斯陆大学人类学系教授。2008年6月，夫妇俩联手卑尔根大学的卡培弗勒（Bruce Kapferer）及曼切斯特大学的哈维（Penelope Harvey），为博士生开设名为“人类学新理论”的短期课程。这几位皆是欧美人类学界的名家。巴特自不必说；威肯专攻性别研究，是挪威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卡培弗勒比巴特稍年轻，以研究国族主义与宗教文化关系闻名；哈维则主要从人类学视角审视公共设施。这般师资阵容，引得丹麦和英国的博士生也赶来听课。
巴特与威肯夫妇
老师们推荐书目，学生提前阅读，课上集中讨论。此外，我们还需提交博士论文大纲，阐述困境，寻求建议。必读的四部著作涵盖理论总结与民族志专著：伊文斯（T. M. S. Evens）与汉德曼（Don Handelman）主编的《曼城学派》（2006）；施韦德（Richard Shweder）与古德（Byron Good）主编的《同事眼中的格尔兹》（2005）；诺克（Margaret Lock）比较日美器官移植的《二度死亡》（2001）；罗安清（Anna Tsing）研究印尼行政官员、环保主义者与森林原住民纠缠关系的《摩擦》（2004）。
教室位于人类学系拐角的研讨室。师生围坐一圈，透过巨大玻璃窗，可见不远处郁郁葱葱的森林。巴特谈及从英国老师那里习得的精细田野调查法的重要性，并指出格尔兹的理论源于哲学与文学评论，而非田野实践。显然，他对格尔兹借用其他学科理论解释田野材料持保留态度。威肯打趣道，这是因为格尔兹名气太大，言下之意是巴特有些嫉妒。不过她也提到，巴厘当地人曾告诉她，格尔兹做田野时颇为害羞，与人交谈总用手掩面。
巴特主张，人类学研究应从田野发现的丰富事实中提炼理论，而非用既定理论稀释这种丰富性。他对格尔兹的批评并非空谈。1985年至1992年间，巴特夫妇曾前往格尔兹研究“斗鸡”的巴厘岛进行田野调查，分别出版了《管束躁动之心》（1990）和《巴厘诸世界》（1994）。他们认为，格尔兹将复杂的巴厘世界简化为静态、精美的公共文本。威肯侧重个人心理路径展开批评，巴特则从他七十年代便开始探讨的知识人类学入手。在他笔下，巴厘岛融合了古老民间传统、印度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及现代西方文明。他将人物行动、知识流动与社会组织结合，呈现出一个立体丰富的多重文明世界。
巴特参与撰写的《人类学的四大传统》
谈及曼切斯特学派开创者格拉克曼，巴特认为其田野调查不够扎实，不少资料源自殖民行政官员。卡培弗勒身为格拉克曼的学生，对此评论未置一词。他在巴特创建的卑尔根大学人类学系任职，想必得到了巴特的支持。可见师承差异并未阻碍他们欣赏彼此的学术成就。巴特的博士导师利奇（Edmund Leach）与格拉克曼是学术对手，争论激烈。虽格拉克曼的研究源自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强调社会团结的结构功能主义，利奇的研究源自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强调个体生物心理需要的功能主义，但二者在社会冲突与过程探讨上不乏相近之处。1966年，美国人类学学会邀请格拉克曼与巴特做主旨发言。传闻格拉克曼颇感紧张，担心被这位新星掩盖风头。事实证明，巴特的演讲反响更佳。
不同于许多欧美学者连环炮式的发言，巴特语气温和，立场鲜明。他不盲从名家，也不轻视无名之辈。系里一位教授透露，临近毕业时，评审委员会曾否决其选题，是巴特利用自身影响力鼎力支持，力证该研究的价值，她才顺利获学位。
课间，我告诉巴特，他的斯瓦特巴坦人专著已译成中文。他问翻译质量如何，我说不错，他便露出标志性的微笑，点头道：“太好了。”作为学者，他关切的是译作是否准确传递了他的思想。
巴特腿部患关节炎，行动不便，渐渐少来系里。这似乎是他最后一次给学生正式上课。后来因病，居家也难以为继，只得入住养老院。此后，我便再未在楼道里见到他。
治学之道
与常规阅读体验不同，我是先识其人，后解其学。
巴特1928年出生，父为地质学家，母好艺术。1946年，父亲赴芝加哥大学访学，巴特随之就读人类学硕士。其师包括提出“大小传统理论”的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同学包括日后成为著名社会学家的戈夫曼（Erving Goffman）。
1949年，巴特硕士毕业回挪威，入奥斯陆大学读博。当时北欧大学主导的是德奥传统的民族学，侧重物质文化收集整理。巴特心仪英国式社会人类学，基于库尔德地区田野材料完成论文。但因挪威无人能审，学术委员会将其寄往英国外审。埃文斯-普理查德担任外审专家，意见是田野时间不足。我想，除上述原因外，前者强调人物行动的研究框架与后者强调社会结构的路径并不契合，或许是深层原因。
巴特遭遇人生第一次危机。换位思考，千辛万苦完成的博士论文未通过答辩，想必令人绝望。两年后，福柯在邻近的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也有类似遭遇。
巴特未被打倒。彼时他才二十五岁，正值青春。他将目光投向英国，欲追随心中最佳人类学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弗斯（Raymond Firth）读博。但弗斯即将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无暇指导，建议他跟随自己的学生利奇读书。利奇刚从LSE调至剑桥大学，巴特遂入剑桥。初见利奇，几分钟内，巴特便“爱上”了这位老师。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弗斯提出基于人物行动的动态“社会组织”概念，区别于此前的静态结构观。利奇在名著《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1954）中，探讨平原与山地人群互动引发的政治过程。这些理论深刻影响了巴特后来的研究。
巴特著《巴厘诸世界》（1993）
1957年，巴特获博士学位，面临两个选择：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或回挪威。他尝试在哥大任教，授课学生包括写作《献给祖先的猪》（1968）的著名人类学家拉波特（Roy Rappaport）。但不适应美国快节奏学术环境的巴特，认为不利于个人研究开展，决定回国。然而，奥斯陆大学旧势力视这位拥有剑桥学位且具人格魅力的年轻人为威胁，拒之门外。其实，巴特在读博期间，身边便聚集了一群年轻人，常在大学博物馆阁楼讨论人类学。
此时，巴特获得了独立发展学术机构的机会。挪威第二大城市卑尔根大学拟建立社会人类学系，认定巴特为合适人选，双方一拍即合。1961年，巴特成为挪威乃至北欧首个社会人类学系的创建者。但与哥大的国际地位不同，卑尔根地理位置偏僻。
学术研究受制于现实处境，政策支持与前辈关系影响论文发表、经费获取及职称晋升。但在卑尔根，巴特拥有主导权，既可凭此与欧美同行交流、把握动态，又不必深陷权力纷争。
“若去了世界人类学中心机构，我只会成为复杂知识分工轮胎上的一个齿轮”，巴特如是说。偏居一隅的好处在于保持思想独立。他的努力获得认可。美国人类学家哈里斯（Marvin Harris）认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最具活力的人类学研究机构有两个：一是列维-斯特劳斯在法兰西学院组建的社会人类学实验室，二是巴特在卑尔根大学创建的社会人类学系。
巴特著作《族群及其边界》初版
巴特与同事常就社会人类学根本议题讨论，最著名成果便是《族群及其边界》。社科界乃至公众长期流行人类群体、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三合一的观念，巴特不以为然。在他看来，相同文化元素存在于不同社会是常态，但人们会策略性运用它们以区别于他者，因此是社会行动而非文化意义才是界定族群的关键。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称巴特是最早破除单一社会研究模式的两位人类学家之一，所言非虚。
上世纪七十年代，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与格尔兹的阐释理论在人类学影响达顶峰，巴特研究重心也从政治生态转向知识人类学。列维-斯特劳斯受语言学启发，用结构主义方法处理文化间关系；格尔兹从解释学汲取灵感，将文化视为当地人解释世界的文本。巴特则更多基于田野材料，从人物行动和社会场景着手，探讨知识在不同社会与人群间的流动与生成。
1989年，巴特荣获人类学最高荣誉——赫胥黎奖章。在题为“上师与巫师”的同名讲座中，巴特探讨了美拉尼西亚与东南亚对待知识的不同方式如何形塑两地社会风貌。在美拉尼西亚，知识被视为只有巫师才知的秘密；而在东南亚，知识价值在于为人所知，上师应尽力普及。因此，美拉尼西亚相邻部落社会样貌各异，而东南亚跨越不同社会的文明传统则是常态。
人类学家分几种：做一个田野的，做两个田野的，以及像巴特那样做多个田野的。巴特做多田野旨在开阔视野，贡献于人类学一般问题，而非成为区域研究专家。伊拉克、巴基斯坦、挪威、波斯、新几内亚、巴厘、不丹等地均留下他的足迹。几乎每次田野都有一本详实专著问世。一本民族志需经田野、阅读、写作等阶段，耗时五六年至十余年不等。终其一生，多数人类学家仅有一两本此类著作。巴特田野之广、专著之多，实属罕见，极大丰富了学界对人类社会运行规律的理解。这是他对人类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实实在在贡献。
巴特在新几内亚田野中与主要报道人在一起
通常，人类学家在田野中仅完成材料收集，巴特却有独特方法，将收集与分析合二为一。确定主题后，边收集边分析，田野结束，研究基本完成。
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巴特认为观察与感受远比访谈重要。据同学讲述一则趣闻：巴特开始田野时，只在旁静立，不主动搭话。日久，当地人按捺不住，主动上前问长问短。他以一种不打扰的“守株待兔”方式开启田野。
与当地生活状态保持一致至关重要。在斯瓦特，他穿当地特色的白色上衣；在不丹，他着僧袍，身体微倾倾听经文讨论；在挪威西部，他与渔民同吃同住，瘦了几十斤；在新几内亚丛林，他跟着吃番薯，结束时肚子圆鼓鼓，与当地人无异。
主动向中国同行学习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巴特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聘专家，受邀评估中国西南水电工程移民情况。他想借此了解中国人类学现状，与中国同行交流。但彼时中国人类学刚重建，与西方交流有限。尽管巴特早已名扬学界，中国同仁却不知其身份。
中央民族大学是中国人类学重镇。巴特通过挪威驻华使馆致电该校民族学系，称有一位挪威人类学家想来交流。接电话的是杨圣敏老师，虽不知对方是谁，出于尊重，邀请巴特来做讲座。张海洋老师回忆，巴特当天讲座题目与族性相关，他任翻译，杨圣敏主持，纳日碧力戈和郝瑞（Steven Harrell）等老师也参加了。多年后，杨圣敏这样回忆这次“不速之客”：
我还记得1993年挪威奥斯陆大学人类学系的那位巴斯（Fredrik Barth）教授来我们民族学系访问，当时他自己通过挪威驻华大使事先来找我们联系，希望专门来我们系和研究所学术访问。当时我们还没有叫学院，我们还叫民族学系民族研究所。我当时是副系主任，负责处理这个事，我就跟系里各位老师通报说，奥斯陆大学有一个巴斯教授要来，需要我们接待一下，而大家都不知道巴斯是何许人也。其实当时巴斯在国际人类学界有关族群理论这个领域的研究已经非常有名了。过几年后我们才知道在国际学术界那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可是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多数人还不知道这个人。
因以上原因，此次交流不尽如人意。虽有遗憾，巴特与中国人类学两位奠基人费孝通和林耀华有着千丝万缕的学术关联。前文提及，巴特本想跟随弗斯读博未果，但二人保持紧密联系，互邀交流。除马林诺夫斯基外，弗斯正是费孝通在LSE的第一位导师，也是他帮费孝通将江苏开弦弓村的田野资料定为博士论文选题。
巴特的博士导师利奇是费孝通的同门。1981年，费孝通赴伦敦领取赫胥黎奖章，还在剑桥大学利奇的办公室与其漫谈了一下午。威肯告诉我，一天晚上巴特感觉不对劲，担心利奇状况。次日清晨打电话给利奇儿子，才知敬爱的导师已于昨夜去世。若无深厚感情，巴特不会有如此心灵感应。利奇1982年出版的《社会人类学》一书对中国早期社区研究有不少批评，使其名字为中国人类学社会学界熟知。费孝通第二次学术生命的开启与老同学评论的时间基本重合。直至去世，他仍在回应利奇的问题，如怎样认识中国、学术研究价值、本土人类学合法性等。可以说，利奇通过费孝通间接影响了今天的中国学术。
费孝通，1986年。
巴特与费孝通的另一位挚友雷德菲尔德亦有师承关系。1946年至1949年，巴特读硕士时，雷德菲尔德是其师之一。那时费孝通与雷德菲尔德往来密切。费孝通1943至1944年访美时曾住在雷德菲尔德庄园。1948年，应费孝通邀请，雷德菲尔德一家来到清华大学。因时局变动，不得不提前离开。或许受与中国学人接触的启发，雷德菲尔德回美后不久便开启了比较文明的人类学研究项目。巴特与雷德菲尔德私交不深，但学术影响明显。沃尔夫（Eric Wolf）曾指出，巴特的知识人类学研究接近雷德菲尔德的“大小传统”研究。
费孝通晚年开启“学术自述与反思”，认为最大问题是老师潘光旦早年指出的“只见社会不见个人”。可惜因与西方隔绝，他未留意到自己的导师弗斯、同学利奇、好友雷德菲尔德和晚辈巴特，已就如何“既见社会又见人”进行深入探讨，并写出专门民族志专著。
1945年，美国人类学家阿伦斯伯格（Conrad Arensberg）路过奥斯陆。正是与他接触，巴特对人类学产生兴趣。巴特后来注重人物行动研究，应与阿伦斯伯格在人类学的早期启蒙有关。阿伦斯伯格与林耀华亦师亦友。1937至1941年，林耀华在哈佛留学时，与年轻老师阿伦斯伯格关系甚好。与文化人格学派和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不同，阿伦斯伯格和同事查普利（Eliot Chapple）属于人类学新派，注重从人际互动关系研究社会变动。林耀华加入这股新潮流。正是在阿伦斯伯格鼓励下，他写出了经典作品《金翼》。或许因阿伦斯伯格共同影响了巴特和林耀华，我们才会看到两人研究路数接近，都注重人物行动和社会历程。
林耀华著《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
巴特和林耀华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