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欢迎收看《亚洲那些事儿》。今天咱们接着聊亚洲历史里的一段往事。
一个曾经让万邦来朝拜的庞大帝国，为什么最后会以如此血腥、骇人的方式走向终结？皇帝被人毒杀，九个皇子在一夜之间被勒死，三十多位大臣的尸体被扔进黄河。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权力博弈和人性的彻底崩塌？想要看懂这场王朝末路的悲剧，咱们还得从头说起。
帝国的倒塌从来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它不像玻璃掉在石头上那样瞬间碎成渣，而是从内部慢慢腐烂，悄无声息地烂透。
当世人终于察觉不对劲，当火光越过城墙时，崩溃其实已经持续了好几代人。九世纪最后几十年发生的事，并不是突如其来的灾难，而是一具早就停止跳动的身躯最后的呼吸，是一个丢了灵魂、没了目标、也护不住子民的国家最后的抽搐。
要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必须回到那道从未愈合的伤口。公元755年，一个叫安禄山的将领起兵造反。
他不是什么外来的入侵者，而是深受信任的统帅，是从士兵一步步提拔上来的，曾和皇帝一起吃饭喝酒，手下握着几万兵马。当他挥师直指京城时，几乎把整个帝国的一切都摧毁了。
叛乱打了八年。仗打完的时候，唐朝虽然还挂着名号，其实已经被掏空了。几千万百姓死在战乱里，大片大片的州郡因为战争、饥荒和瘟疫，人口稀稀拉拉。
维持国家运转的税册被烧了，追踪人口的户籍系统崩了，那些以前只听皇帝话的地方军队，现在只认自己的长官。安史之乱没直接弄死唐王朝，却留下了一道极深的伤疤，让这个帝国在此后一百五十年里，慢慢地失血而死。
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间，权力从京城散出去，就像沙子从张开的手指缝里漏走一样。那些帮忙平定叛乱的人，被封了号和领地，成了节度使——地方的军政一把手，像诸侯王一样统治着自己的地盘。
他们收税归自己所有，招募只听命于自己的军队，把职位传给儿子，在王朝里面搞出了一个个小王国。长安城里的皇帝还穿着龙袍，还主持典礼，还下诏书，但听话的人越来越少了。
到了九世纪中叶，唐廷成了一个空壳子。皇帝能控制的，不过是京城和周边几个州郡。除此之外，他的权威只停留在纸上。
哪怕在宫墙里面，他也不安全。宦官在皇宫内廷待了几百年了。他们起初是仆人，是可以在皇帝妻妾身边伺候的阉人。
但他们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积累了权力。到唐朝晚期，宦官控制了通往皇帝的所有通道。
他们决定谁能见天子，决定哪些奏折能送到御前，统领禁军，干预军官任免。要是哪位皇帝让他们不高兴，他们就有办法把那人除掉。
皇帝要么被毒死，要么被流放，要么被迫把皇位让给更容易操控的小孩。穿着龙袍的人，日夜活在害怕身边仆人的恐惧中。
想挑战宦官的改革派官员遭到清洗，有的被杀，有的被流放到偏远州郡，没法再折腾。整个朝廷瘫痪了，无力应对帝国各地不断冒出来的危机。
因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一种早就消失了的集中权力。政府救不了自己，只能看着根基一寸寸塌掉。
在乡下，崩溃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饿肚子。曾经把田地分给农户的土地制度彻底瓦解了。
豪门大族兼并了大量庄园，穷苦农民失去了自己的份地，变成佃户，种着永远不属于他们的地，交着几乎付不起的地租。一旦收成不好，而在850年代和860年代，歉收接连不断，那就没退路了。
家家户户饿死的人到处都是，村庄空荡荡的。以前种地的农夫变成了土匪，因为落草为寇是唯一活命的法子。国家需要税收来发军饷、修路、维持秩序。
可是有钱人有办法逃税，而该交税的人已经穷得叮当响。盐成了朝廷的救命稻草。
官方垄断食盐生意为国库贡献了绝大部分剩下的收入，但也滋生了腐败、走私和怨恨。经营盐业的人暴富，走私盐的人成了亡命徒，买不起盐的农民一年比一年愤怒。
火星最终以一个叫黄巢的人的形式出现了。他曾梦想过另一种人生。他曾读书考科举。
他落榜了。被自己想投身的体制拒之门外后，黄巢转行做了盐业。他成了走私贩，在法律边缘游走，建立人脉，聚集追随者。
当870年代旱灾和饥荒席卷帝国时，黄巢看到了机会。以他名字命名的这场起义不是他最先发起的。
之前已经有其他人揭竿而起，那些走投无路的农民和心怀不满的士兵，本来就已经一无所有了。但黄巢给这场起义指明了方向，给了它领导核心，也让它的规模空前扩大。
零星的暴动汇聚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起义军扩充到几十万人，像洪水一样席卷州郡。屹立几百年的城池几天之内就陷落了。
朝廷派去阻拦的官军或被击溃、或被打散，甚至干脆倒戈投向义军。长安城里的朝廷颁布诏书，没人听。
公元880年，黄巢的大军兵临长安城下。皇帝没留下来抵抗，他带着朝廷剩下的人躲进山里，把都城交给了命运。
义军进城后，随之而来的不是解放，而是毁灭。长安被洗劫一空。历经几代修建的宫殿被抢光，付之一炬。
曾经激发无数诗人灵感的宏伟藏书楼、寺庙和园林，全在烈火和混乱中化为灰烬。屠杀不分对象，贵族、商人、仆役，凡是跑不掉或藏不住的，一个都没放过。
街上血流成河。黄巢自立为帝，开创新朝。他坐上了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宝座，却坐不稳这个位子。
唐朝没有安静地死去。散落在帝国各地的忠于朝廷的力量重新集结。以前无视皇帝的地方军阀，此刻在抵御义军的立场上找到了共同目标。
朝廷向外邦盟友求援，昔日的敌人成了暂时的朋友。夺回长安的战事漫长而残酷。至884年黄巢最终败亡时，长安已经换了好几次主人。
这座曾经被誉为世界明珠的城市成了一片废墟，人口剩不下多少，宝藏或散失、或被毁。黄巢逃进山里，死在那里，或者是死于部下之手，或者是自尽，史料说法不一。
但他的死并没挽救唐朝。这只是揭示出，可以挽救的东西已经不多了。这个王朝的最后几十年，是一场缓慢而磨人的解体。
帮忙击败黄巢的地方军阀没把权力还给朝廷，而是自己牢牢抓住。以前的叛军被赦免并授予节度之职，因为再也找不到别人可用了。
谁给钱就给谁效力的雇佣将领，成了各个州郡真正的主人。皇帝能掌控的，不过是他暂住的那座临时都城的城墙里面。
刺杀成了家常便饭，强迫退位屡见不鲜，各派系为了便于操控把幼帝推上宝座。朝廷破产，国库空虚。
军队只效忠自己的主帅，而不是什么抽象的对王朝的忠诚。中国不再是一个帝国，而是一个个武装营寨的集合，彼此虎视眈眈，等着对手衰弱。
公元907年，一个叫朱温的军阀觉得自己等得够久了。他自己曾是叛军的一员，是黄巢的追随者，在形势有利时倒戈。
他靠着背叛和暴力步步高升，一点一点积累权势。此刻，他控制着京城周边的地区，控制着皇帝本人。他决定，这场装模作样的戏演得太久了。
末代唐帝被迫退位。这个统治中国近三个世纪的王朝，正式画上了句号。
而在这场王朝终结的最后幕布落下之前，朱温导演的血腥剧目远比史书上简短的“禅让”二字更加触目惊心。他先把唐昭宗从长安“护送”到洛阳，名义上是迁都避难，实际上是赤裸裸的软禁。
断绝他与朝臣的往来，宫中每一位近侍都是他的耳目，昭宗连吃下的每一口饭都要三思而后咽。待到昭宗失去利用价值，一个深夜，宫中传出轻微的骚动，翌日清晨便有“病重不治”的讣告悄然传开。
昭宗死后，朱温挑中年仅十三岁的李柷继位，是为唐哀帝，一个没有人脉、没有心机、更没有军权的稚嫩少年，是再合适不过的傀儡。而昭宗的其余九位皇子，则在一次“宴请”中被朱温灌醉后尽数勒死。
一夜之间，李唐皇室的血脉，几乎被斩草除根。紧接着便是震动天下的“白马驿之祸”。黄河岸边那座不起眼的驿站，被改造成大唐忠臣的刑场。
三十余位重臣以“议政”之名被诱至此，其中不乏宰相裴枢、尚书王溥等朝中柱石。众人尚在辩解呼号，士兵已举刀相向，一一斩首于驿站之中。
朱温更不许安葬，下令将尸体尽数投入黄河。这些大唐的忠魂，就此化为滔滔浊流的一部分。至此，朝中再无敢言之臣，皇族断脉，百官噤声。
公元907年，年仅十五岁的唐哀帝被迫奉上玉玺，写下禅让诏书。而后朱温赐下一杯毒酒，李柷饮尽那碗象征千年帝国终结的苦汤，含泪而亡。
朱温改国号为“大梁”，自称皇帝，脚下踏过的每一步，都浸透着皇子的血、皇帝的血、忠臣的血与百姓的泪。朱温自立为新朝之主，是为后梁。
这个政权仅维持了十六年。中国进入了一段被称为“五代十国”的乱世。
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帝国仍处于分裂之中，被军阀与自立为王者相互争夺。
安史之乱击垮了中央权威的脊梁；地方藩镇的崛起使残余的权力四分五裂；经济的崩溃使国家丧失了赖以为继的资源；宦官的专权令朝廷陷入瘫痪；农民的绝望造就了一支由走投无路者组成的大军。而当黄巢点燃那根火柴之时，已再无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这场大火。
在每一个帝国的生命中，都有一个忠诚死亡的时刻。不是帝国本身消亡的时刻，而是对它的信念消亡的时刻，不再相信这个体制行得通，不再相信统治者配得上他们的权力，不再相信明天会比今天更好。
一旦这种信念崩塌，其后发生的一切不过是行政程序而已。唐王朝在907年之前很久便已经死去。
它死于再也无法养活儿女的农夫心中；它死于再也无法想象改革的官员脑海之中；它死于那些意识到自己手中的刀只听命于自身的将领的盘算之中。末代皇帝签下退位诏书之时，只不过是承认众人早已心知肚明的事实。
然而后人依旧记得唐朝，记得的并非它的崩塌，而是它的辉煌：诗歌、艺术，那吸引亚洲各地学者与商贾云集而来的世界主义文化，那先于漫长衰亡的黄金时代。这或许正是历史最残酷之处。
他们所信赖的帝国，他们所笃信的文明，他们视为如群山般永恒的秩序，都已烟消云散。而就在那一刻，当浓烟升腾于长安之上，当尖叫在空荡的街巷中回响，唐王朝，终于、不可挽回地、永远地走到了尽头。
皇子的血、皇帝的血、忠臣的血，最终汇入黄河与历史的尘埃，一句“唐亡于朱温”的背后，是无数枯骨与悲歌的沉默控诉。
这是本期《亚洲那些事儿》，咱们下期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