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申遗成功有底气：千年瓷业完整体系配数字游戏赋能，尽显文化硬实力

2026 年第 48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入选世界遗产名单。与此同时，韩国申请了 30 多年的康津高丽青瓷窑址却依旧榜上无名。此前，韩国方面曾高调宣称高丽青瓷位居“天下第一”，这番言论究竟有多少事实支撑？

咱们不妨抽丝剥茧，逐一厘清。韩国所谓的“天下第一”称号，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虚假叙事之上。

早在 2012 年，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便举办了一场名为“天下第一翡色青瓷”的特展，其宣传海报甚至直接使用汉字标注了这一名称。在《韩国文化史》第 32 卷中，韩国国立历史研究所更是引用荀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古语，强行将高丽青瓷与之对应，声称其造型理念虽借鉴自中国北方文化，但在艺术造诣上已超越中国。甚至连韩国小学的社会课本也如此表述：高丽青瓷那细腻的色彩，是中国及其他国家所无法模仿的。

实际上，韩国方面试图将康津高丽青瓷窑址列入世界遗产的尝试始于 1994 年，但至今仍未有实质进展。他们用来佐证“天下第一”的核心依据，源自北宋文人张仲文的《袖中锦》，其中关于“高丽秘色”的词条被韩国方面曲解为最高评价。

然而，支撑这一论点的《袖中锦》本身便是一部伪书。四库全书对其评价颇为严厉，指出该书“杂抄说部之文，漫无条理，命名亦不雅驯，盖书贾所依托”。换言之，这是北宋时期书商冒用张仲文之名编撰的谣言小册子。连清代学者曹溶在编纂《学海类编》时都未能识破，将其收录其中。堂堂韩国国立博物馆竟采信了这部北宋时期的“营销号”作品，实在令人尴尬。

客观而言，韩国青瓷确实源于中国。在中国 2013 年提交的中国古代瓷窑遗址项目申报材料中明确指出，韩国康津郡窑址的制瓷技术深受中国青瓷影响。“青出于蓝”是既定事实，但“胜于蓝”则纯属无稽之谈。

中国瓷器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早已毋庸置疑，而作为“瓷都”的景德镇，正是这一影响力的核心载体。自宋真宗赵恒赐名景德镇以来，这里从众多名窑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符号。

元代，景德镇窑烧制的青花与釉里红已成为行业标杆；明代官窑争奇斗艳，民窑的青花五彩也独树一帜；清代初期，制瓷工艺更呈现出盛况空前的景象。据督窑官唐英在《陶冶图说》中记载，当时景德镇拥有名窑二三百处，从事制瓷的工匠及人夫多达十万之众。

曾拍出 2.8 亿天价成交价的成化斗彩鸡缸杯，便是这里的经典之作。自北宋起，景德镇瓷器便远销海外，到了 18 世纪后半期，欧洲包括意大利、法国、德国、奥地利在内的多国纷纷开始模仿中国瓷器。

可以说，景德镇在中国瓷器的技术巅峰、工业化生产巅峰以及全球传播巅峰这三个维度上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完全担得起世界遗产的名头。

申遗绝非口头功夫，景德镇的申遗之路走得尤为艰辛。从 2010 年启动申报程序到 2026 年成功入选，整整历时 16 年。

在此之前，中国申报成功的长城、故宫等项目均为单一实体建筑，而景德镇是国内首个申报产业类世界遗产的项目。这 16 年的努力，依靠的是构建完整的千年瓷业生产体系。

此次申遗的主体涵盖了五大区域：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以及焦潭窑柴燃料产区。项目旨在展现从公元 10 世纪至 19 世纪完整的手工瓷业体系，并涵盖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制瓷技艺。

这不仅仅是展示几处遗址那么简单，更需要讲清楚整个产业链的完整历史脉络。由于大量古窑和矿坑仅存遗址，原本的历史生产场景难以复原，传统的文物陈列和书籍宣传等方式，很难让普通游客产生深层理解。

此次景德镇申遗的一个破局点，在于与腾讯联合打造的《数字景德镇・瓷都小将》小游戏。

并非腾讯首次将游戏技术应用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此前的数字长城、数字藏经洞、数字中轴等项目均已取得显著成效。

《数字景德镇・瓷都小将》包含两种核心玩法。第一种是模拟经营，玩家需亲手经营窑厂，还原完整的制瓷流程。游戏中接取的订单均基于真实历史文物，例如专为中东贵族定制的元青花凤凰穿花纹大盘，以及孔雀绿梨形民用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