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乐清市委党校副校长王夙慧的新书《远去的阜丰布厂》，纯属机缘。这本书由社科文献出版社于2026年5月推出，合上书页，心里挺不是滋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春光在序言里写得直白：“乍看题目，以为只是一个已经远去的布厂的故事”，“看不出有更多的社会价值”；可“读完之后，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这话，我也深有同感。
书中笔触看似平淡，实则后劲足。作者借家族历史的小切口，透视出中国大陆自20世纪初以来社会变迁的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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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阜丰布厂》，王夙慧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6年5月出版**
王春光老师另一个观点，我也深以为然。他引入人类学中的“地方性”概念，探讨县域现代化的路径与可能。这种“地方性”韧性极强，即便经历某段激进时期的冲击也不会消散，反而蛰伏于当地人的日常与记忆深处，一旦政策土壤适宜，便会重新萌发、生长。
换个维度看，这种“地方性”亦可视为一种“地区性文化”。借用易中天教授的精辟表述，它是人的“活法”。读人，便是读其“活法”。这里的“活法”，首先指向人的生存与生活状态，涵盖衣食住行、行为举止乃至精神态度。透过《远去的阜丰布厂》，我们得以在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中审视：生长在乐清的家族，如何面对自身的生存境遇，又如何谋求更优的生活。
“把日子过得好一点”，这是中国大陆绝大多数普通人的朴素理想。但对乐清人乃至温州人来说，这绝非口头空谈，而是必须用行动兑现的承诺。这种坚持与奋斗，正是乐清及温州文化区别于其他地域的独特之处。骨子里那股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精神，支撑着他们一路前行。
从地理气候来看，乐清地处浙南，气候湿热。地形上山多地少，历来人稠地狭。指望靠农业养家糊口甚至致富，难度极大。好在东临大海，为渴望改变命运的乐清人提供了出海捕鱼或经商的契机。因此，乐清人不必死守老家山区苦熬，只要足迹所至有生计可谋，便愿意背井离乡。久而久之，这种冒险精神如石刻般印在乐清人心中。正如王春光老师所言，这造就了温州人经商的“天性”。王夙慧笔下的王家家族史，正是乐清人在自然与社会双重压力下，走出家乡、追求更好生活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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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郑志莲和王家兄妹摄于“九间”后院。**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追求美好生活是天性，但普通百姓为此付出的代价往往惨痛。对王夙慧所在的王氏家族而言，改变命运的第一步，是离开故乡盐盆。据书记载，王夙慧的曾祖王玉麟前往乐清西南部工商业发达的柳市镇另谋出路，那是1914年的事。那时他刚满16岁。离家原因是“水灾泛滥，田庐被淹，民不聊生”。王玉麟经族人引荐，到柳市包宅村包福生家做长工，结识了包福生的二妹包芝莲。两人情投意合，结为连理。包芝莲聪慧勤快，嫁入王家后操持家务井井有条，王家日后在柳市的兴旺，她功不可没。
1920年，长子王献松出生。1926年，台风肆虐，“乐清暴雨成灾，田底尽数被淹，晚稻歉收，民生困苦”。面对困境，王玉麟夫妇决定再次离开盐盆，去柳市投亲靠友。因幼子出生，人口增加，单靠务农已无法维持生计。包芝莲说服母亲，将自己介绍到二哥包福生的永丰布厂做工（该布厂后经规模扩张，更名为振丰、振成布厂），这也标志着王家涉足近代纺织工业的开始。
由于家境贫寒，王献松初小毕业后便辍学，在村里打零工贴补家用。他曾形容初到柳市时“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王夙慧在书中写道：“那段刻骨铭心的困苦岁月，让他（王献松）从小就懂得了生活的艰辛，养成了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的性格，也成为他日后艰苦创业、奋勇前行的精神动力。”正因家中经济拮据，加上母亲需哺育幼儿，父亲收入难以为继，14岁（虚岁）的王献松在母亲撮合下，进入舅舅包福生的振丰布厂当学徒。四年光阴匆匆而过。“那些年父亲种田的辛苦和柳市工业的蓬勃发展让他早已认清形势，下定决心不再像父亲那样当农民”。最终，在母亲帮助下，他留在舅舅的振成布厂做了工人。
1937年抗战爆发，王献松敏锐察觉到市场对布匹需求激增，萌生了筹资买织机织布出售的想法。19岁时，他通过母亲在舅舅厂里买到一台闲置旧织机。两年后，他的布厂挂上了“阜丰布厂”的招牌，正式踏上经营者之路。随后，为应对战争带来的成本上升与风险，在包福生的振成布厂牵头成立振华棉织公司时（1942年），阜丰布厂也入股加入。直至1944年日寇再次入侵温州，公司被迫停办。合并期间，阜丰积累了人脉、技术与经验。凭借母亲包芝莲的支持，王献松决心抓住机遇重整旗鼓。1945年抗战胜利，他不仅恢复生产，还扩大了规模。书中评价：“企业家的韧性特质成为产业复苏的关键变量”。“这种韧性并非盲目抗争，而是基于务实判断的理性坚守：在工厂停工、市场萎缩、资源匮乏时期，依托家族协作整合有限资源，实现‘最小化存续’；同时保持对市场机遇的敏感度，一旦时局稳定便迅速行动，将逆势中保存的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本”。这一分析精准地道出了王献松坚持发展的原因。显然，王献松与母亲包芝莲身上的“韧性”，深刻影响了王氏家族的其他成员。
就这样，阜丰布厂走过了1946年至1949年的解放战争岁月，迎来新中国成立及“公私合营”改造。最终，“大丰布厂”的牌匾取代了原“阜丰布厂”的招牌。作为家族核心，王献松在新中国成立后历经多次政治运动冲击，直到改革开放年代才落实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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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丰布厂1952年土地证**
年轻时读梁斌的《红旗谱》，主人公朱老忠那句“出水才看两腿泥”令我印象深刻。如今读到王夙慧与王春光老师提到的“韧性”，二者异曲同工——它们点破了无数中国人的“活法”：为实现目标，为把日子过得稍好一些，甘愿挨饿受冻，靠微薄收入节俭度日；因为坚信苦尽甘来，所以无论遭遇何种困难乃至厄运，都能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知难而进。正是有了这样的“活法”与精神，才有了今天的乐清人与温州人，成就了今日乐清与温州的发展。这也是《远去的阜丰布厂》一书的价值所在。
